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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古诗词网古诗词网 2022-11-23 10:22:13 192

  第1页 :基本信息

  

  书名:郭崇毅传奇人生

  作者:丁育民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内容简介:

  郭崇毅同志是安徽也是全国最早向中央反映肥西农民包产到户情况的人。他忠实履行政府参事职责,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三次上书党中央呼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为促进我国农村改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08年11月11日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作出《关于学习郭崇毅参事的决定》。2008年12月5日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联合发出《关于学习政府参事楷模郭崇毅的通知》,郭崇毅“这位在农村改革中发挥了特殊作用的政府参事”受到了党和国家的褒奖。

  作者简介:

  作者丁育民先生,作家、主任编辑,1933年农历七月十七日出生,江苏宜兴人。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书中内容或由郭崇毅参事亲口所述,或是亲手交付原始史料,郭崇毅还亲自审定了该书内容。丁育民写这本书,前后20载,八易其稿。因此,本书可谓是极为珍贵的亲历、亲见、亲闻之作,完整、客观、生动地再现了郭崇毅参事光辉的一生,具有很强的史料性和可读性。

  书摘正文:

  第五部分:三次上书党中央

  大灾逼出一身胆

  公元一九七八年,在中国历史上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头。

  这一年12月18至22日,划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首都北京隆重召开。

  就在这一年,郭崇毅的故乡——安徽省肥西县,遭受了百年未遇的大旱灾。自入夏,到冬季,未落过一场透雨。田地龟裂,晚稻颗粒无收,午季作物小麦、油菜种不下去,来年春荒,不堪设想。人们仰望着百年未遇的焦天大旱,忧心忡忡,人心惶惶…………

  当时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同志,眼看着这危急万分的严酷形势,心急如焚,如坐针毡。为了挽救来年春荒,必须千方百计保障眼前的秋播秋种,这是当前的关键的关键。省委当机立断,作出“借地渡荒”的救急决定。立即以省委的名义,发出“六条紧急指示”①。其中一条名字就叫“借地种保命麦”。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文件中,仍然明明确确规定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啊!………… “借地种保命麦”, 说得容易,怎么个“借”法呀?一接触政策的实际,犹如眼前拦起了高压线,“借地种保命麦”,还只能是“水中明月”、画饼充饥啊!

  也就在这一年,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官亭公社书记杨传华(呵,又是这个自愧自责的杨传华),他们祖宗八辈子都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深知农民的疾苦,眼看着土地冒烟,庄稼枯萎,心如刀扎。严峻的形势,明摆在他们这些农村基层干部的面前。一边是坚持原则,死守政策,眼睁睁看着来年春荒饿死人;一边是领着社员铤而走险“走歪道”犯政策,谁都知道,政策这道线,这可是“高压电”啊,摸不得,碰不得的。弄不好要闯大祸,倒大霉,身败名裂的呀。怎么办?这两位土生土长的农村基层干部,硬是让大灾逼出了一身大胆:说道“你上有政策,我下有对策”。这也不是一味蛮干,也要讲点“领导艺术”。与此同时,也逼出了一条非走群众路线的决心:

  他们私下里商议,打着省委万里书记“借地种保命麦”指示的旗号,横下心来,铤而走险,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将省委“六条紧急指示”中 “借地种保命麦”一条,来他个“偷梁换柱”,将“借”字改成“分”字。社队上下统一口径,对上说“借地种保命麦”,实际来了个分地到户,抢种“保命麦”。哪知道就这么私下里将一个“借”字改成个“分”字。这个“分”字,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包产到户”。一“包”就灵,竟然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威力,一夜之间,犹如一点星星之火,一下子点燃了郊野荒草,迅猛烧起了燎原的熊熊烈火…………

  第2页 :

  在百年未遇的大旱灾面前,濒临绝望的农民,一下子调动起火一般炽热的生产自救的积极性。真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军万马战旱魔。人不分男女老少、干部群众;时不分白昼黑夜,烈日当头,披星戴月,硬是锹挖锄磕,挑水点种。肥西山南区田野里,一下子沸腾了起来,遍地开花,“人海战术”,一派热火朝天!山南区不到1个月时间,在龟裂的旱地上,播种小麦10.8万亩、油菜4.8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0%以上。而在以往大集体“大呼隆”的正常年景,整个山南区种小麦加种油菜,两样合在一起,也从来没有超过10万亩面积啊!

  说到这时,郭崇毅兴高采烈地说,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灾荒年景的奇迹,就这么生机勃勃地出现了!

  【注释】

  ① “六条紧急指示”:即由万里同志领导的安徽新省委,在1977年11月28日推出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稿)》,简称《安徽六条》。“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载了《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一文,肯定了《安徽六条》。”(引自陈廷一著《天地良心——万里在安徽的岁月》。原载《中国作家?纪实版》2010年第9期、2011年2月22日《作家文摘》第6版。)

  重返故里 私察真情

  (C6—图358号)1979年夏,郭崇毅在肥西农村地头向老农调查。(插入第五部第2章)

  (C7—图356号)1979年夏,郭崇毅在肥西县山南区金牛乡与农民地头交谈。(插入第五部第2章)

  (C8—图357号)1987年5月14日,郭崇毅(右二)在丁育民(右一)、次子郭其彬(右三)、儿媳丁跃真(右四)陪同下游览池州齐山翠微亭。

  乡间奇迹,在民间不胫而走,传播最快,一传十,十传百,愈传愈广,愈传愈神!

  郭崇毅得知肥西县山南区官亭公社大旱之年(1979年)午季获大丰收的特大喜讯,欣喜若狂。

  郭崇毅深深体会到,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只要根据生产力现有的水平,调整好生产关系,生产就一定能上去。他深信:只要把农民从捆绑在一起搞“大呼隆”生产的模式中解放出来,中国八亿农民,将会爆发出多么巨大的力量!中国广阔的农村天地,必然会出现一个生机勃勃的不愧伟大时代的伟大景象!

  肥西农民的生动实践,确凿无误地证实了郭崇毅自五十年代以来,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向他反映的种种实情,要求农业建设必须按照科学的客观规律进行,切不可随心所欲,搞什么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大呼隆”穷过渡…………把号称农业大国的中国农业搞得濒临崩溃,把勤劳朴实的亿万农民推向了绝境!

  郭崇毅此时是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也是安徽省政协委员。重任在肩,他午夜三思,虽说党中央三中全会文件(草案)上仍有“两个不准”,但农业要发展、农民要吃饭,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这就是郭崇毅的理解。因此,他认为,这时是应当把肥西农民大灾之年靠“包产到户”夺得大丰收的喜讯报告党中央。为了促使中央改变文件上那“两个不准”,彻底解放套在农民脖子上的枷锁。当然饱经风霜的郭崇毅,自然知道,这样顶风而上的严重后果,是要担当“干扰中央大政方针决策”的罪名,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尽管这样,他觉得应当向党中央冒死直言进谏、恳请中央对农业经济、对农村体制进行彻底改革,给中国农业带来生机,给亿万农民带来生路。

  于是,郭崇毅着手挑灯夜战,开始书写反映农村实情、呼吁实行农村生产包产到户的专题报告。提笔思涌,触景生情,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回顾二十六年前的1956年12月,由于如实书写了揭露 “全省标兵”的肥光高级农业合作社减产虚报的视察汇报,说了真话,反映了实情,触犯了当时的那些好大喜功一手遮天的省委领导,遭受灭顶之灾的悲惨情景,黑白颠倒,百般的羞辱,没完没了的批斗,打成右派,升作“现行反革命”,判刑、劳改,受尽折磨…………那无情冤案,那恐怖残酷的手段,又一幕幕地浮现到眼前…………

  今天1978年,我郭崇毅又斗胆逆中央文件的“两个不准”,公然提出包产到户的主张,明目张胆地鼓动单干,逆潮流而动,这个政治风险的后果实难预测啊…………

  郭崇毅左思右想,前后掂量,这确确实实是个大题目,是个了不起的天大的大题目。我郭崇毅个人安危事小,全国亿万农民的生计,可是天大的大事呀!事情想到了这一步,心也就一下横了下来,我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来了,大不了再来他个“二进宫”吧,再到白湖劳改农场去养猪,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荒湖滩上,再去渡过后半辈子的风烛残年吧。即便如此,为了中国亿万农民的生计,值!

  人既不畏坐牢、砍头了,也就无所惧亦无所忧了。为农民理直气壮地讲,理直气壮地去干。于是,郭崇毅这位身为民盟盟员的芝麻小官,省政府的参事、省政协的委员这些参政议政的民意代表,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竟敢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如此胆大妄为,顶风而上,触犯天条,他果真要把脑袋拎在手里,赴京上书,直言进谏告御状了!

  是的,世界上有些事,在事后看起来是为大家都懂得的一些简单道理,也是能够很容易办得到的事情。然而,在事情发生的当时,顶风而上,就是“逆潮流而动”,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这时能看出点问题,讲出点道理,表明自己的态度,为民请命,冒死进谏,鼓动改革,是确确实实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胆识的。决非那些事后诸葛亮们,自我标榜为“农业改革先躯者”所能比拟的。试想18年前,曾在六十年代初挽救“三年自然灾害”饥荒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深受农民欢迎的“三自一包”,至今仍被视为大逆不道而定罪,把实行“三自一包”的人,当作“复辟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直到不久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布的“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文件上,仍然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呀。两个“不许”,仍是套在农民头上的紧箍咒,在“社会主义教育”的思想改造中,依然是红灯高悬,警钟长鸣啊!那时又正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余波未息…………在这种左的政治气候下,全国上下谈“包”色变之际,郭崇毅竟要“伏阙上书”,竟敢“干预中央的大政方针政策”,如此“不识事务”,岂不是狂妄至极,自找霉倒吗?

  为此,背地里,就有人称郭崇毅是个一头撞到南墙不回头的“怪人”。

  其实,说怪也不怪。郭崇毅一生中,为农村改革讲真话,直言苦谏,挨批挨斗劳改坐牢,受尽人间的屈辱和折磨。他吃的冤枉苦还少吗?然而,他生性刚正不阿,只要他认准了的事,就百折不挠,义无反顾,决不动摇。他常说:“在是非曲直面前,为了选择是与直,虽面临屈辱和死亡,我郭崇毅寸步不让,决不退缩。”他还说:“我这个人不会做工,不善务农,既然党叫我当人民政府的参事,又让我当人民政协的委员,我就应当尽心尽责地参政议政,真心诚意地为农民向上反映真情实况,就应当为农村改革尽应尽之责。”

  熟悉郭崇毅的人都知道,他说的这些话,决不是故意作秀,标榜自己。这确实就是他当时真正的心态,他就是这样的性格,刚正不阿,怀着感恩的心对待农民。难怪人们戏称他是有名的“少不更事”、“老不更事”了。

  1979年6月,正当江淮大地割麦午收季节。郭崇毅在合肥家中,再也坐不住了。他独自一人兴匆匆地赶到故乡肥西。23年前,他到肥西是受组织派遣,受命视察;今天,他来到故乡肥西,却是主动“私访”。在县里,肥西县委书记李尚德同志、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文题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他只是讲:

  “阔别故乡二十多年了,虽近在咫尺,一直未能回来,心中时时惦念,也很惭愧。今天一路上,所见家乡的变化,乡情依然,倍感亲切。”郭崇毅一再说:“我这次回来,探亲访友,纯属私事。只想到处走走,随便看看,不用县里派车接送,更不用派人陪同。…………”

  当时,郭崇毅未向这两位父母官表露自己此次来的真实意图。

  郭崇毅回到故乡,真是熟门熟路,出了县政府大门,就直奔山南区委会。书记汤茂林早就在等着他心目中尊敬的郭老了。他把自已在区里睡的床,让给了回乡来作客的老领导郭崇毅睡。二人见面,紧握双手,气氛热烈,感情真挚。郭崇毅一住就是四、五天。从山南到官亭,由基层干部和老农们陪同,走村串队,察看真情,所见所闻,到处是一派喜气洋洋,一幅丰收景象…………

  ——郭崇毅白天察看田间丰收场景,夜晚伏案挑灯夜战,仔细核实区和公社提供的奇迹般的一笔笔数字…………

  ——郭崇毅走村串队,直到收割地头,搭乘的无论是大“东方红”拖拉机,还是“吒吒吒”的手扶拖拉机,统统都满载着堆积如山的丰收小麦垛子。他坐在农家用大被单、旧床单临时缝制的装满麦子的大口袋上,跟着拖拉机到农民家中和地头,四处察看。所到之处,所见都是一片喜悦的大丰收景象。农民们说:“过去到生产队背口粮,一条小面口袋就行了。今年家家户户一下子收了那么多粮食,屋里都没有东西装了!”…………

  ——郭崇毅亲眼所见,毫无虚夸。

  ——郭崇毅所到之处,只见家家户户农民门前晒场上都堆满了麦堆,有的连床上都堆着麦子。官亭公社官北大队夏老庄生产队队长袁友和兴奋地对郭崇毅说:“我们夏老庄生产队,去年全队总共只收了小麦一万五千斤,今年一下就净收了近五万斤小麦,整个儿翻了两番,还拐了个弯呀!就拿我家来说吧,去年只分到麦子六百一十四斤,今年一季就收了两千五百多斤。真是天大的变化,天大的喜事呀!”袁友和队长说得嘴巴都合不拢了。郭崇毅心想袁友和是队长,生产队里各家各户的情况他了如指掌。心里暗暗打算,抓住这个典型,“解剖”他这只“麻雀”。于是,郭崇毅就在袁友和家的堂屋里坐了下来,细细聊聊。袁友和就扳着手指头对郭崇毅说,他家的收成在他们队里,还不算冒尖户,充其量也只能算个中等户。冒尖户的收成就更可观哩!…………

  郭崇毅在汤茂林书记他们陪同下,在乡间田野走访的路上,一位名叫方立春的青年农民,突然从地里跑上田埂,拦住郭崇毅兴奋地说:“郭大爷,我知道,你老是帮我们农民讲话的清官。你来得正好,我有句心里话要对你老讲。我家有五口人,去年全家只分到麦子四百斤,菜油、棉油加起来二十二斤一两;去年秋天大旱,包产到户,我家包了四亩地,今年夏收,一下子收了麦子一千五百斤、菜油一百零六斤半。两下一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郭大爷啊,说句掏心话,这些年来,我家粮食年年不够吃,一到现在这种时候,就要背着口袋出去‘搞粮’了。到处求爹爹拜奶奶,真叫可怜哪!瞧,今年一下我家就翻了身!”

  郭崇毅一行,走在田埂上,见到几个正在秧田里拔秧的青年农民,扬起秧把,朝郭崇毅他们直言不讳地直着嗓门嚷嚷:

  “哎,说千道万,就是政府不相信我们种田人啊。要相信我们,就把田分给我们种,我敢向政府打包票:保证年年丰收,把多收的粮食,全都交给国家。”

  …………

  郭崇毅,这位年近花甲的省政协委员、省政府参事,听着农民群众这些朴素的真情话,听在耳里,喜在心上。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支撑着病弱的身子,回到生产队里,又端坐在昏黄的油灯下,重操旧业——

  吐真言,书实情,撰写他这次肥西之行的农村调查报告了。

  冒风险 上书党中央

  (C2—图351号)1996年2月25日,郭崇毅(右一)与40年前鼓励他向省委如实报告农村虚报浮夸情况的省政府秘书长郑淮舟同志促膝谈心。(插入第五部第3章)

  1979年6月19日,郭崇毅写出了洋洋8000字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

  字里行间,洋溢着郭崇毅满腔的无限真情…………

  历史,将永远记载着郭崇毅不朽的功绩!

  这里,笔者全文抄录郭崇毅这一大胆创举!

  关于参观肥西县

  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

  一、空前未有的粮食增产

  我在县里时候,听说肥西有两大突出:一是午季粮食成倍地增产;二是生产责任制包到户的多。到了区里,情况就更具体。官亭区过去午季最高的年产量(1977年)只收麦669万斤,而今年午收据区里估计,在2000万斤以上,超产两倍。山南区1977年午季收麦579万斤,今年估产在2500万斤,比最高年产量增产三倍多。为了证实这奇迹般的丰收数字,我深入到社队走访调查,发现官亭公社历年麦收都在90几万斤,今年公社估计要收250万斤以上。金牛公社过去最高产量未超过80万斤,今年则收麦260万斤,增产都是两倍上下。再到生产队,奇迹更光彩夺目地展现出来了。我走进官亭公社官北大队夏老庄生产队几个村子,一眼望去,场上到处都是麦堆,家家屋内都有一两茓麦子。其麦秆之粗,麦穗之大,就象我前年到涡阳参观,看到亩产600斤的丰产田麦子一样。队长袁友和告诉我:“去年这个队只收麦1.5万斤,今年麦收前估计能收4.1万斤,但实际收了将近5万斤。”翻了两番多。以户为例,他家去年只分到麦子614斤,今年却收了大、小麦2500斤,按照定产,要交生产队650斤,但还能拿回350斤口粮,实际得粮2200斤,比往年收入增加接近三倍。据袁队长介绍,他家今年的收入,在本队不算“冒尖”,只算“中关”,还有好几户一个人口平均收麦500斤以上。在我走访途中,一个约30岁素不相识的青年社员突然拦住我,他叫方立春,自我介绍他家的收入。据云:他家五口人,去年分到麦400斤,菜油、棉油共22.1斤,去秋他包了4亩地,今年午季收麦1500斤,菜油106.5斤。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大声疾呼:“我家年年不够吃,拎着口袋出去搞粮,实在搞够了。今年一下翻了身。我是翻身不忘共产党!”在场的人闻之,亦感受很深。

  二、增产的主要原因

  大旱之后,适宜麦子的生长,这是今年午季丰收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所以成倍的增长,则一致认为是包产到户这一措施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山南区委汤书记介绍:去秋如不责任包到户,最多只能收一千二、三百万斤麦,要少收一半。夏老庄生产队袁队长说:去年秋种,如果不包到户,包到组我们也要增产,但最多只能收2万斤,要少收近3万斤。关于责任到户可以大幅度增产,连坚决不愿分的队也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如官亭公社官亭大队南郢生产队长何义安说:“我们大队15个生产队,就我这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没有分到户。有许多社员对我和崔会计有意见。我在上个月已自动检讨了。因为我队比分到户的邻队,午季要少收几千斤。”这个队在公社大门口,只有67亩土地,队很小,竟然少收几千斤,这是惊人的。当何队长介绍情况时,公社有两个委员在场,他们听了一致认为:“少收几千斤不止,总要少收一万斤!”这就明显看出包产到户与到组,仍然是有区别的。

  为什么责任到户就成倍地多收?经大家共同探讨得出的结论是因为它解决了三个问题:

  1、播种面积的扩大。以山南区为例,区委汤书记说:“去秋县里给我区46000亩秋种任务,我们在旱之年,想多种些‘保命麦’,就咬咬牙安排了48000亩,但因土地龟裂,种不下去,到9月15日,才种1000多亩麦。这在六安地区7个县是落后的。以后县委来人,我们提出“三定一奖”包到户种的办法,10月3日安排下去,群众非常拥护。到10月10日,就种了59000多亩。区委看到社员积极性发动起来了,接着号召向10万亩进军(其中有2万亩是借给群众,谁种谁收),就这样,到11月底,种了10万多亩麦、22000亩油菜、27400亩红花草,全区消灭了空白田。”山南区过去每年都有三、四万亩冬闲田,大旱之年,反而能全部播种,实是奇迹奇闻!据反映,去年种麦时,许多农户点着煤油灯,在地里一连奋战三、四个昼夜,犁不动的地或牛力不足的地方,就用大锹挖地。金牛公社郭副书记说:“我社去秋种麦,有8000亩稻板田犁不动,完全是用大锹挖出来的。”

  2、肥料的增加。我所到之处,都反映去年秋种的地肥料多。家家户户不但把屋里屋外的农家肥都铲光扫尽,送到地里,而且差不多每家都买了几十斤甚至几百斤的化学肥料或饼肥。在官亭和山南两区,都有社员到供销社或在路上拦住汽车,抢购化肥的事。至于分到组的队,对购买肥料则又是一种情况。我曾问南郢生产队长买过肥料没有?他说:“没有。”

  3、认真耕作、管理。去年分到户的麦田,一般都做到了“耕透耙熟”。连用锹挖、锄头打的也都拼命这样做。在麦苗生长困难的地方,有跑几里路挑水浇地的。至于防备牲畜糟蹋庄稼,更是人人处处自发的经心,与在队里或组里生产的态度大不相同。

  三、增产后个人、集体与国家的关系

  肥西县丰收之后,到处喜气洋洋,责任到户的社员更是兴高采烈。他们说:“只要让我们干三年,我们要盖瓦屋,国家也有粮食了。”有的人唯恐田地要往回收,说:“国家不放心我们嘛,如果放心我们,让我们干几年,我们国家就民富国强了。”

  目前麦子刚刚打下,社员正在日夜抢种,征购粮与集体储备粮都还未集中。但据官亭公社粮站统计,6月份已收进麦子3万多斤,从5月1日到6月12日,还收购陈粮(稻、米)151440斤。区粮站有位管调度的姓徐的同志估计,今年官亭全区可能要收进麦子1000万斤,而过去历年征购加超购,最多只能收100万斤。另一位管供销的同志介绍,全区回销粮至5月底到期,还有80万斤没有售出,又延期到6月10日。由此证明,农民有了粮食,国家确实也就有了。

  对于“五保四属”,我了解夏老庄生产队两户无劳力未分田的干属,他们说,队里给他们的口粮不会减少,没有意见。我又问了官亭农具厂一位干部、一位工人,他们家里缺乏劳力,但分了田地,经过算账,都说农忙时请人帮助一些劳力,所花的钱比过去交到队里的钱,要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也很满意。对“五保四属户”如何照顾,我曾向包产到户的队问过这个问题,有个社员回答:“只要大家都多收粮食,他们还愁没有饭吃?如果大家裹在一起‘绑着穷’,就是我的老太太,我也没法养活她!”

  第3页 :

  四、社会秩序安定

  肥西去年赌风盛行,迷信活动亦有抬头的趋势。县委所在地上派镇以及区委所在地官亭、山南两处,都有公开赌博的。搞迷信活动的都在山区附近,但现在已看不到这些现象。农民都在披星戴月搞生产。集市贸易每天都有猪肉、油炸点心卖。但不论逢集背集,上街的人除到粮站卖粮食,换钱买肥料、买菜、买肉外,没有一个闲人在街上游逛。前几年街上是买不到猪肉的,而在农忙季节到街上闲逛的人却不少。当时区委和公社党委一班人,都曾亲自上街劝阻,甚至出动拿红棍子的专政队,到街上去赶,也无效。现在不但看不到一个闲人,也看不到一个要饭的或外来的流浪汉。交通秩序也好。我从官亭搭上午7时20分的汽车到上派,沿途经过都是小村镇,上下车秩序井然,到站时间往往一分钟都不差,比起“四人帮”横行时,火车都不正点,又是一大奇迹。

  我为着了解治安情况,曾走访了官亭派出所所长奚业精。他说:“去年大旱,群众手中无粮,心中着慌。我们以为发案率要增加,心里也慌,但实际上直到今年正月以前,发案率比往年反而低。2月以后,案子逐渐增加,一般都是赌输了的人,偷窃还债。”对赌博问题,奚所长说:“开始我们管的不严,3月31日,省里张恺帆书记和程光华副主任开了一个大会,我们认真一管,问题就解决了。”至于政治案件,奚所长介绍:“1976、1977两年发现有一、二起反标,都是小孩搞的,1978年和今年没有发现这类事件。”

  五、两种意见

  现在在基层干部和农民中议论纷纷的是两种意见:一种说,包产只能到组,不能到户。他们认为,到组还是社会主义,到户就是资本主义。这种观点可以南郢生产队长何义安及崔会计为代表。崔会计去秋为抵制包产到户种麦,曾与公社汤道黄委员吵了一架。崔说:“从合作化到现在,干了20多年,不能走回头路。”何队长这次也向我说:“分到户对现代化有妨碍。大机器不象一把大锹,可以扛着走。把田包到户,将来机械化了,怎么办?”在干部中还有一种顾虑,就是怕包到户后争水争牛力,容易发生纠纷。耕牛和大家具也容易伤亡和损坏。据介绍,山南区确实有累坏了3条牛的事。

  另一种是主张包产到户的。这种人在干部、群众中都占相当数量。他们说,只要按国家计划生产、分配,土地是集体的,包产到户,也还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他们还认为,国家需要粮食,包产到户能多收,能多贡献,这才真正是为四个现代化出力。如果在一起‘绑着穷’,那才是妨碍四个现代化。他们气愤地反问:现在大机器还未来,为什么要我们吃“大锅饭”?等大机器来了,我们再吃“大锅饭”不迟!持这种观点的要以夏老庄的队长袁友和与社员方立春为代表。他们自称讲话喜欢“捣实”,侃侃而谈,毫不隐讳。袁在这个队当了11年生产队长,也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副主任。他说,包产到户,水利、牛力,麻烦是多些,但只要领导依靠群众,注意安排,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目前正是这个队放水栽秧的时候,果然他们这里没有“打破头,累死牛”的事发生。

  这两种意见发展的趋势如何?南郢生产队长何义安有个估计。他说:“到秋后,如果上级有指示不准分,我们两个组就并到队里。分组生产也有纠纷,不好搞。如果上级允许随便怎么种,只要多收粮食就行,我们还是要分到户。”何义安一再表示:“我不愿分是为了大方向;要想粮食‘陡升’,只有到户。”我曾问过官亭公社杨书记:“你们的一季‘保命麦’已经收到家了,既然怕包到户方向不正确,为什么还不收?”杨说:“现在旱情仍然很严重,栽的又是麦茬秧,我不敢收,收了影响群众的积极性,我秋收的稻子就没有着落了。”

  六、两个问题

  一个是一些干部和社员问道:我们包产到户,土地还是集体的,既不能买卖,又不能拿它剥削别人,和工业上计件工资定额到人性质是一样的,为什么叫资本主义?

  二是一些比较负责的社、队干部想不通,他们问:我们搞了20多年农业工作,往往把粮食搞减产,或者徘徊不前,就说大方向正确、路线正确;把粮食搞大幅度增产了(1961、1962年及今年午季),就说大方向错了、路线错了,这到底是什么理论?长期搞下去,我们怎么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

  七、我的几点认识

  1、我认为,在百年未遇的大旱情况下,今年午季肥西能获得如此特大丰收,是党中央和安徽省委的正确的农业政策,号召解放思想,提倡生产自主权等一系列指示的结果。如果“四人帮”没有打倒,他们不顾群众死活,能把减产虚报为增产,坚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山南、官亭两区的午收是不会一跃而翻两三番的。

  2、农村干部和社员提出的两个理论问题,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建议有关搞理论工作的部门,及时研究解答,这对指导农业生产健康发展,有迫切的需要。

  3、肥西山南、官亭两区,在去年秋种时,大部分土地都已包产到户。现在大约仍有半数以上社队维持原状。如果允许他们继续搞一些时候,应当指导他们总结经验,订一些管理制度。这对促进生产发展更有好处。现在有不少干部一致公认包产到户可以大量增产,但又不敢帮助生产队和社员总结经验,制定管理办法,这是很大的问题,也是不正常的现象。如果长期不帮助包到户的队建立管理制度,不但会有“打破头,累死牛”的事,而且还可能出现更严重的纠纷。

  中国第一个上书党中央反映农村包产到户情况的报告写出来了。郭崇毅端端正正地在《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结尾处,写下了“1979年6月19日”这个日子。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人民,将永远记住写下这个日子的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郭崇毅的名字!

  可是,中国社会上经过了建国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教育”改造、批判和斗争,早已形成了一种“井绳效应”(“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态,戏称谓“井绳效应”)、谈虎色变的恐惧心理,岂是你平头百姓所能力挽狂澜的?郭崇毅这份《报告》写出来了,顿时,省里种种非议扑面而来…………

  有人讪笑郭崇毅“异想天开”!

  有人斥责郭崇毅“不识时务”!

  有人叹息郭崇毅“不接受教训。六年铁窗的伤口才刚刚愈合,牛棚里才出来几天,又在惹祸,到底图个啥?真不可思议!”

  再加上家人、亲友们的担心、劝阻和反对…………

  然而,郭崇毅生就一个知难而进的性格,硬是要冒死进谏为农民说话!你想想他连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能阻挡他的呢?

  这次上书,郭崇毅心中并非没有分寸。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中,明文规定的“两个不许”,白纸黑字,明明白白,落地有声,岂是儿戏?但他日以继夜,反复认真钻研中央文件的字里行间,细细“吃”透精神实质。他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他认为,中央提出的这“两个不许”,是由于当时是在“文革”以后,极“左”的恶劣影响未尽,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所造成的;而文件中“加快农业发展”这句话,才是中央这个《决定》的精神所在,也是最终的目的。郭崇毅注意到,《决定》中规定的“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都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这些说到农民心里去的话,才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行动准则,才是《决定》的真正精髓所在。因为,这些正体现了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才真正为探索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于这一点,也只有从这一点出发,肥西百年未遇的一场大旱灾,逼出了一条农民求生之路。这是千载难逢的极好时机,应当及早上报中央,让中央最高的决策者们了解肥西大灾大丰收的真情实况,及时修正中央文件中这“两个不许”,让全国农村出现历史性的转机。

  这就是郭崇毅的思路和胆略。这也正是郭崇毅的过人之处。

  郭崇毅的思路和胆略,给后人展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凡事应当从精神实质上去理解,从整体全局上去思考,即使是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应如此。绝不可孤立地拘泥于某一时期的某一句话断章取义地来理解和认识。这正是郭崇毅他敢于干出常人想干而不敢干的能使全局产生重大转机的大事的一种超人的胆识与品德。

  郭崇毅面对这一极其严峻的形势。他在对农村改革中的一些提法和用词上的的确确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是确确实实讲究了一点艺术的。事后,有人曾问郭崇毅:“当初肥西人在农村改革中,明明是‘包产到户’的做法,你为何把它说成是‘责任到户’呢?”郭崇毅作了机智而生动的回答。他说:“当时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明确指出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我怎么敢公开违抗呢!可是,我又不敢辜负了农民的重托。我隔在中间,怎么办?只得绕着圈子走,把农民要求分户经营的单干办法,换个叫法,定名为:‘责任到户’。这样做,一则避开了当时‘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忌讳;二则劝告那些不懂农村情况的人,对此不用焦心,土地虽说分到了户,农民是会负责种好的。用不着又是什么‘包产到队’,又是什么‘包干、包产到组,’又是‘三定’,又是‘五定’,花样百出,名目繁多。实际上,只要‘到户’这两字,就根本解决了问题。当然,也就用不着“公社化”“大呼隆”那一套,让公社、大队、生产队来费神包揽,制订什么生产计划;更用不着生产队长吹哨子催农民上工,敲钟催农民下地种田了;也不用天天评分记工,穷折腾,搞统一分配了。试想想,农民靠种田吃饭,哪有不认真干活的呢?我在‘到户’这二字的前面,加上了‘责任’二字,无非也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得不穿上一件合适的外衣。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呀。决非我故意想标新立异啊。”

  郭崇毅写好这份《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后,原想送呈省委的,但他左思右想,举棋不定。他知道这个《报告》的风险与分量,事关重大啊!他苦苦思索了几天几夜,始终拿不定主意…………依稀,五十年代那场冤屈的悲惨遭遇,又像电影银幕一般,一幕幕浮现到了眼前。没想到,22年前的农业主题,像是画了一个圈,今天又回来了,又要来谈论农业这个棘手的主题,又要来捅这个“马蜂窝”了。即使有老战友、老领导的支持,也不能干呀!万一…………凡事总有个万一呀。万一《报告》送了上去,风波再起,自已“二进宫”再去坐牢事小,连累他人,于心何忍?于心有愧啊!同时,他想到在全国大地上,这种 “绑着穷”的“大呼隆”生产方式,并非安徽一个省,更非肥西一个县的现象呀。推而广之,也非农业一行一业的事情呀。可是这分田单干、包产到户事关大政方针,关系国计民生,当前大灾之年,确是个急如救火救命的大事啊!怎么办?究竟该怎么办呢?郭崇毅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

  郭崇毅思虑再三,觉得咱们中国的事情,特别是关系国家大政方针的大事情,必须由中央决策,必须要中央拍板。我冒然上报省委,也是给省委领导出难题呀。叫省委怎办呀?让省委去改变中央的决策?把问题推给省委,不妥,不妥啊!于是,郭崇毅横下心来,下定决心,这冒风险的事,还是由我这个草民来办吧。于是,郭崇毅他毅然越过省委,买了张火车票,直接赴京上书,一步通天!

  郭崇毅就是郭崇毅,为尽他一个言官的职责,果真孤身一人,赴京冒死进谏了!

  赴京上书,一步通天!可是,命运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是祸?是福?祸福难定,凶吉难测啊!…………

  赴京路上

  郭崇毅决意孤身赴京,上书党中央。可是,那时省直单位“文革遗风”依然存在。什么“军宣队”、“工宣队”,虽撤走了一些,但还远远没有撤清,还都进驻着省政协机关,占领着这些“上层建筑”呢。就省政协而言,还是由这些人当着家呢,而且对郭崇毅这些有“前科”的“当权派”,管得还特别的严格。因此,郭崇毅想上北京,那可不是你想去就可以去的事。

  当时,郭崇毅身为省政协委员,并且还担任省政协秘书处的副处长、文史办主任。大小也属于省政协机关里的中上层领导呀。当他向驻省政协的工宣队报告说他因公要上北京去出趟差,并且还找了一个正当的理由,说是他去北京向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朱蕴山,了解他在安徽参加五四运动的情况。经几次要求,工宣队头头始终没有松口。后来让郭崇毅盯急了,才怏怏地答复说:“现在北京的治安抓得很紧呀,你去了住哪里呀?”言下之意,像你这号人,也配上北京办公事?说到底,像你这号人上北京,我们“军宣队”、“工宣队”还真的不放心呢!如此这般,推三阻四,高低不肯给郭崇毅开介绍信。而在那年月,没有机关的介绍信,你想上北京是绝对不可能的。后来,经郭崇毅死缠硬磨,一再请求,才勉强开了一张进北京的介绍信。让郭崇毅哭笑不得。果真是“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

  郭崇毅几经折腾,总算办好了进京的手续,准备出发。为这次进京,郭崇毅特地选择了一个好日子——

  1979年7月1日——党的生日。郭崇毅换了一身干干净净的夏装中山裤、短袖衬衫启程上北京。他想起了古时学子们进京赶考的情景来了,自己此去希望如何?心中无底,一片茫然…………

  临别依依,郭崇毅默默握别亲友,冒着酷暑,抱病登上了北去京城的列车…………

  列车在广袤的大地上飞驰,摇摇晃晃的硬席座位车厢里,灯光灿烂,一群关心农村命运的旅客,聚集在郭崇毅的周围,听说郭崇毅家乡搞了包产到户,大灾之年大丰收了;又见他要孤身进京报告党中央,要求改变中央文件上的两个“不许”,要求在全国农村推行包产到户,像肥西人一样,大灾夺丰收,农民大翻身。消息传开,车箱里顿时炸开了锅。一个个敝开心扉,直抒已见。这里火车上的人们,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这里没有“工宣队”、“军宣队”坐阵,在这里,人们不须有防人之心,用不着背语录唱高调装腔作势;即使你刚刚从“牛棚”里才放出来,在这里,你也可以高谈阔论,畅所欲言。这里有的是真诚!有的是自由!郭崇毅一身轻松,感慨万千…………

  围坐在郭崇毅身边的一位在天津铁道部门工作的中年汉子,听了郭崇毅讲述安徽肥西的见闻,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恳切地向郭崇毅建议:“老同志,你可以找万里呀。他现在是你们安徽省的书记,是一把手嘛。我过去为工作上的事曾经找过他。他办事不推不拖,是位能够解决问题的领导呀。你干吗舍近求远,往北京跑呢?”

  一位四川来的农村干部拉着郭崇毅的手激动地说:“同志老哥呀,你们安徽了不得呀!不怕扣上一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帽子,敢闯这条农民的救命路。我给你老烧香,我给你老作揖,老天爷保佑你老一路顺风。你到北京,如果办成了事,千万先给我写封信,报个喜讯。我们四川农民,也要学你们安徽兄弟那样干。四川人多,上亿人的吃饭问题得到了解决,硬是不得了的天大的大事呀。我们国家也就有希望啰!”说着,他郑重其事地给郭崇毅留下了自已的地址。

  ……………………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发自肺腑的真诚话语,使郭崇毅感动不已。也牵动了在场旅客朋友们的心。郭崇毅心里明白,大家都认识到农村生产制度的改革,绝不是一个省一个地区的生产形式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农村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问题,也是亿万农民吃饭、生计、养家糊口、活命的头等大事,更是有关国家命运的天大的大事情啊!

  然而,郭崇毅心中也明白:在我们中国,有的事情,意义越大,风险就更大!

  列车在夜幕里朝北飞驰。郭崇毅一夜没能合眼。当列车飞越黄河大铁桥时,遥望北斗星辰,闪烁夜空,灿烂夺目,顿觉俗念尽消,心胸豁然开朗,思绪泉涌,诗情激荡,口占《赴京途中》①七律一首,附题记,记下了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次旅程。诗曰:

  1979年7月1日,赴京反映农民要求农业生产责任

  到户。时值盛暑,彻夜难眠,遥望北辰,思绪万千。

  白发丛生亦自安,为人且喜五官全。

  朝闻野老三分道,暮向京师一进言。

  敢献刍荛兴盛世,岂因风雨作寒蝉?

  声声布谷家千里,北极星辉夜正阑。

  【注释】

  ① 郭崇毅《赴京途中》这首七律,以《赴京有感》之题,入选我国当代最著名的诗词大家们汇集的杰作巨著《中国当代诗词选》第704页。

  京都寻觅通天路

  首都七月,骄阳似火。

  列车到达北京火车站,郭崇毅一下火车,前来迎接他的是位满头华发的老战友,正是当年风雨同舟亲如兄弟的四地委联络部部长、如今担任外交部外交协会办公室主任的安徽老乡蒋树民。

  哦!阔别重逢,分外亲切。于是,郭崇毅到北京,压根儿就没有住旅店,就住在蒋树民家里。郭崇毅下榻住下后,心里盘算着,这次来京上书,非同一般,吉凶难卜。可是,这“书”如何才能呈送到中央领导手里呢?我可没有走进中南海的路子呀。偌大一个北京市,这条通天之路,到哪里去找,上哪里去寻呢?…………

  可是,来京悄悄冒险上书之事,郭崇毅不想惊动蒋树民,怕给老战友带来麻烦。自己倒霉,自己认了,连累年迈老战友,绝对不可啊。

  当夜,郭崇毅辗转难眠,索性扭亮台灯,翻阅案头当日的报纸。蓦地,一张熟悉的大报报头,头版上就刊登着一篇大谈农业经济的文章映入眼帘。郭崇毅心头一亮,这可是一家在学术上久负盛名的国家大报呀。新闻界是“无冕之王”,特别是这些闻名天下的大报,更是神通广大,无疑有“通天”之路呀。郭崇毅欣喜万分。对,找他们去!

  翌日一早,郭崇毅换上一身干干净净的夏装,也不向老战友蒋树民说他的行动安排,出门买了一张《北京市交通地图》,按照报纸上社址的地址,终于找到了那座乳白色气势恢宏的报社大楼。郭崇毅仿佛迷雾中航行的海轮,见到了一座灯塔,心中禁不住一阵激动,迈着缓慢而庄重的步履,向这座“灯塔”一步一步走去…………

  20分钟后,该报社理论部一位风华正茂风度翩翩的年轻编辑,在大楼下宽敞气派的接待室里,接待了郭崇毅这位远道而来的年老体弱的来访者。只见那位年轻编辑红光满面,趾高气扬,气度不凡,却又显得漫不经心,一种居高临下咄咄逼人的气势。郭崇毅一见,心中暗暗苦笑了一声:

  “大报者,大气也!”

  但郭崇毅并不在意,六年铁窗、几年“牛棚”,他早已看惯了别人的脸色。再说了,自己凭什么要人家对我这个乡下病老头子以礼相待呀?能下楼来接见就不错了。

  郭崇毅恭敬地站起身,迎上前去,双手递上那份心系亿万农民命运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紧张喜悦的心,企盼着对方的理解和支持,企盼着年轻编辑热情的反响。哪知,哪知这位年轻编辑,接过郭崇毅双手递上的那份《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转身坐下,信手随便翻了几页,不无傲慢地责问道:

  “最近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文件你看过没有?”

  “看过了。”

  “你看到文件中‘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规定没有?”

  “也看到了。”

  “啪”的一声,那位年轻编辑拍着手中郭崇毅呈上的那份《报告》,厉声地责问:“那你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个问题?”

  显然,这位原则性很强的年轻编辑十分地义愤填膺了。

  第4页 :

  郭崇毅的心往下一沉,在这酷暑袭人的盛夏,竟打了一个寒噤!同时,他的心头又浮现着肥西乡亲们殷切期盼的神情,他不住地暗暗告诫自己:别着急。以诚相见,以诚总能感人的。于是,郭崇毅怀着虔诚的委屈求全的心情,认真温和地向这位年轻编辑作陈述:

  “我以为三中全会文件中‘不许包产到户’的文字,并不是文件的基本精神;而我认为,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因地制宜,给农民以种植、分配以及抵制瞎指挥的自主权,才是文件的精髓…………”

  “住嘴!”青年编辑满脸怒容,粗暴地打断了来访人的话头,提高嗓门指责道: “我必须严正告诉你,我国农业上的方针、政策向来是正确的。毋庸置疑。”斩钉截铁,落地有声。说着,青年编辑极不耐烦地用手拍击着郭崇毅双手递给他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厉声训斥、开导道:“你要知道,我国农业生产中出现的问题,那是农民觉悟不高,那是农村基层干部政策水平低,管理不善造成的。…………”

  “啪”的又一声,青年编辑将那份《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掷还给了虔诚上访的郭崇毅手中。

  郭崇毅脑子里“嗡”的一声,全身的经络顿时抽搐起来。心里一个劲地哀叹:浅薄,可叹的浅薄!怎么忍心把农业失误的罪责,强加到终日劳顿、忍饥受贫,夏天一身汗,冬天冻手脚,终年在泥巴里挣扎的农民呢?什么“农民觉悟不高”,屁话!怎么忍心把农业失误的罪责,推到历尽艰辛磨难的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头上呢?一时间,有多少激愤的话语,一下子涌到了郭崇毅的喉咙口,但是,这千言万语,让满腔的气愤、让无限的悲哀,如刺梗喉,他吐不出来!他本想跟这位年轻气盛的大报大编辑进行同志式的交换一下意见,请求他能把自己这个上访的病老头,向他们报社的领导引见一下,面呈这份《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就这么一点要求啊。心想,也许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呢?也未可知呀,领导水平总要高些,总不至于也像面前这位“左”派斗士吧。可是当郭崇毅看着眼前这位年轻的大报大编辑那不屑与语的神态,自知说了也无用。依稀,郭崇毅感到这座高大的报社大楼、这间宽敞的接待室里的空气,一下变得无比压抑,令人窒息。

  郭崇毅缓缓站起身,尽量压平自己的声调,丢下了一句不卑不亢的话:

  “我不赞同你的这些看法,更不同意你这种说法!再见吧。”

  郭崇毅拂袖而别,走出那座乳白色气势恢宏的报社大楼。

  回蒋树民家的路上,郭崇毅想苦笑一声,但是他怎么也笑不出来。他感觉到,这次进京上书,走的是一条充满辛酸、忍辱负重而又艰难曲折之路啊!人的尊严,在他的心中挣扎着、呼唤着。他知道,如果这个时候,自己识时务一点,知难而退,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人们还会送他一顶“识时务者”“俊杰”“明智”的桂冠。但他郭崇毅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永远办不到。他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充满信心。此时,他情不自禁地默诵起他那阙《贺圣朝?阳关路》中的两句心声感叹的诗词:

  “春来振翅百花时,细寻阳关路。”

  是啊,阳关路,是一条充满希望和阳光之路,可是,常常又是征人苦斗和离别之路啊。古代号称“诗佛”的唐王维(字摩诘)曾有抒写离情别绪的《阳关三迭》(又名《阳关曲》)之绝唱,而今他郭崇毅“细寻阳关路”,却是一条充满辛酸、充满荆棘的忍辱负重而又百折不挠的曲折之路啊!

  郭崇毅举目四望,这座古典恢宏繁华昌盛的北京城,眼下何处寻觅“通天”之路呢?

  郭崇毅无可奈何地自我安慰说:不是讲“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吗?这就告诉世人,天无绝人之路呀。无论如何,这份关系中国农业前途、关系中国农民生计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一定要送到中央领导的手中。一定要让中央领导人知道安徽省肥西县农民在百年不遇的大旱之年,因为用了“包产到户”,喜夺丰收,创造了奇迹这个特大喜讯。我是来向中央报喜来的呀!于是,他理直气壮了起来,振作精神,又开始在北京到处奔波,寻找门路,碰碰运气去了。

  情急之中,郭崇毅想起了一位家乡亲戚在京做了不小的官。他想走走这个关系,找找门路,想想办法。他心里还责怪自己,心急好忘事,居然忘记了这么一个重要的门路。于是,感到了一线希望。他抹了一把满头满面的汗水,找到这位身居京都要职的亲戚家中。这是一位受过抗日战争战火洗礼,如今在中央某部担任司局长的老干部。郭崇毅心想,这些当年得到农民支持取得胜利的老革命,今天也许还会关心农民的疾苦,能为肥西这份调查报告指出一条“通天”之路,帮上一点忙,出上一点力吧?郭崇毅轻按门铃,进入客厅,满心高兴,满怀希望。两人一见面,稍行寒暄,郭崇毅就言归正传,哪知一开口,向这位当京官的亲戚一谈来意,便招来主人一番出语不凡、言辞凿凿的严厉训导:

  “你说这些,我还能不知道?我们应当坚信一条,那就是:我们党的农业方针、路线和政策,始终是正确的,这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崇毅啊,这些都是政治,是政治,你知道吗?你不懂,就不要乱说啊!在家乡乡下说说还不算,还跑到北京来说…………我听说,前几年你在农业问题上已经栽过跟头,吃过苦头。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要接受教训啊。…………”

  领导就是领导。字字句句,苦口婆心,有板有眼…………

  盛夏酷暑,兜头一瓢冰水。郭崇毅心中一片惘然。他扫视了一下这位刚刚出国归来的京官的豪华居室,摆的用的几乎全是洋货。自知与之在物质、精神和权位上的巨大差距,已今非昔比了,已很难找到共同语言了。幸喜《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尚未出手。于是,当机立断,他茶都未喝一口,就此起身告辞,不欢而散…………

  郭崇毅一天之中,两次碰壁,感叹之余,心中涌起无限感慨和满腹愁云。同时,也更激发了他平素那股不屈的犟劲。是夜,他仰望京华古都那空旷的星空,唯有北斗闪烁。他想起了小平同志。他坚信一贯实事求是,体察下情,关心亿万农民甘苦的邓小平同志,一定会听取农民的呼声。他深信,他的“进言”,只要到了小平同志那里,绝不会受到今天的几番遭遇的,更不会遭到如此粗暴的当头捧喝的。想到这里,郭崇毅犹如一阵春风吹进了他干枯的心田。他打定主意,一不做,二不休。即便再碰上十次、百次钉子;即便踏遍了北京城的千门万户,他也要将这份反映农村实情、反映农民心声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呈送党中央,送达小平同志手中,让他老人家知晓农村的真情实况。

  郭崇毅是1947年进入皖西解放区工作的。他在青年时代,对邓小平同志就非常崇敬。记得1977年,在党中央宣布恢复邓小平同志“三副一长”职务的当天,政治上尚未消除被歧视的郭崇毅,欣喜万分,情不自禁,立即赋四言长诗《十赞邓小平》一首。诗曰:

  为中国即将腾飞鼓与呼

  十赞邓小平

  一赞小平,立志青春。勤工俭学,马列师承。

  二赞小平,将领红军。号称刘邓,赫赫威名。

  三赞小平,雷霆万钧。淮海一役,鬼哭狼奔。

  四赞小平,万里云程。中枢辅弼,大展才能。

  五赞小平,能屈能伸。因势顺时,自我批评。

  六赞小平,爱护农民。大寨会议,怒斥江青。

  七赞小平,临难不惊。三落三起,安危一身。

  八赞小平,浩气凌云。群魔敛迹,泾渭分明。

  九赞小平,一代精英。拨乱反正,义帜高擎。

  十赞小平,韬略超群。伟大祖国,倚作长城。

  郭崇毅用大毛笔,在大红纸上,恭楷书成,张贴在省政协机关大门厅墙上。还特地买了百枚特大炮竹,四处燃放,以表心中喜庆之情。最后,他还留下了二十几枚大爆竹,说是以后喜事多,留着庆祝未来的喜事再燃放燃放。不料,那年夏天,气候特别闷热,有一枚爆竹,放在柜子里突然自燃自爆起来。一声巨响,惊动四邻,纷纷赶来救火。一场虚惊,闹了一场大笑话,一时传为美谈。事后,有人笑郭崇毅:“年近花甲,还童心不泯!”他们哪里知道,这正是郭崇毅他历尽多年磨难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激之情的自然爆发,是真情喷涌啊!

  郭崇毅在北京奔波了一天,疲惫不堪,躺倒床上。尽管他强打精神,想方设法企图瞒过老战友蒋树民。他不愿意也不忍心让这吉凶未卜的“上书”之事,牵连这位双鬓苍苍的老战友。可是,郭崇毅那心事重重的神情,一举一动,怎能躲得过当年的敌工部长蒋树民敏锐的眼睛呢?蒋树民再也忍不住了,坐到郭崇毅睡觉的床沿上试探地问道:

  “老郭啊,你这次到北京来,一定有事瞒着我的。你说,你到底有什么心事?难道你连我都信不过了吗?”

  郭崇毅无限深情地看着面前老战友真诚的目光,不禁眼眶湿润了。早在1948年,郭崇毅任皖西三分区政治部联络科长时,蒋树民就是四地委敌工部长。那时,他们朝夕相处,一起研究如何进入敌人的战略据点,如何组织策反,如何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弃暗投明…………在那艰难危险的岁月里,他们同生死,共患难,风雨同舟,无话不谈,亲如兄弟。今天,怎么啦?他竟用这样的口气来关心问话。郭崇毅心头的堤坝,一下子全部冲溃了!…………

  郭崇毅瞒不住了,再也不瞒这位老战友了。于是,他便一五一十,从头说起,如实相告,激动地拿出了上书中央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双手递交给蒋树民。

  蒋树民双手接过老战友亲手一笔一画书写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戴上老花眼镜,扭亮台灯,一口气读了两遍,矍然而起,大为赞叹!蒋树民是安徽萧县人,几十年来,他对故乡人民的冷暖疾苦一直梦寐萦怀,记挂心头。当然,他也是风风雨雨的过来人,他自然掂出了这份《报告》的分量,《报告》反映的丰收情景,令他无限振奋,而《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在当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十分敏感十分“政治”的问题。他估计出,这个时候这个《报告》一拿出去、一递上去,毫无疑问是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的。这是我们党的大政方针大是大非的大问题呀!可是,蒋树民这时心里所想的,正与郭崇毅思考的是同一个主题:

  当年我们这些人,把脑袋拎在手里干革命,图什么?不就是为国家富强、为人民幸福吗?当年农民支援我们打游击,闹革命;今天我们为亿万农民生计讲话,怎么可以退缩呢?

  当即,蒋树民郑重其事地对郭崇毅说:

  “老郭,你能为农民讲话,向党讲真话,我钦佩你!你还是当年那个铮铮的铁汉子——郭崇毅!你这份报告写得太好了,一定要呈送党中央。一定要呈送给小平同志、耀邦同志!我全力支持你。要坐牢,我蒋树民陪你去。”

  老战友的话,句句说到了郭崇毅的心窝里,使郭崇毅激动不已,禁区不住热泪潸然而下,泪流满面…………他们两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两个风雨同舟的老战友的四只当年拿枪的手,紧紧地,紧紧地握在一起…………可是,向中央呈送报告的“通天路”在哪里呢?老蒋左思右想,最后建议郭崇毅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去试试。那里精英荟萃群星灿烂,是中央制定农业政策的智囊团呀!

  翌日清早,郭崇毅找到阜成门外月坛北小街2号。他仰望着眼前这幢建造于五十年代初期极为普通的老式红砖楼房,细细打量着这座红砖房子里进进出出的人们,看不出有什么盛气凌人的威仪。便振作起精神,鼓足勇气,走进红砖楼房门口侧间一个小小的传达室。一位50多岁的看门人,一听说郭崇毅是从安徽来的,是来反映农民要求的,深表同情,热情地说:

  “哟!这可是个大事情,您别等了。来,您快到楼上办公室去。他们都在楼上呢。”

  郭崇毅在门房的指引下,上楼到了二楼办公室。一位30多岁的青年人接待了他。郭崇毅一见面,就自报家门,倾吐心中的话,直叙农民乡亲的要求。当他简要地陈述肥西农村分田到户,大灾之年午季夏粮大丰收的情况后。那位年轻同志十分吃惊,大为振奋,情绪热烈,大声地说:

  “呀!您这事可是个大事情啊。来来来,我带您上楼,去向我们所长讲讲。快,我带您去。”

  没等郭崇毅拿出报告,就被拽着上了四楼。

  年近古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耕今,身材瘦小,精神矍铄,一位著名的学者。解放初期担任过国家计委农业局局长,是位“老农业”了,是一位德高望重、和蔼可亲的长者。王耕今所长听到郭崇毅一讲话题,就十分重视,当即找来了三、四位研究人员,一起来听取郭崇毅介绍肥西农村包产到户,大灾之年大丰收的惊人喜讯,当场一起座谈。

  真是雷厉风行,令郭崇毅无比感动…………

  郭崇毅从这接待的和洽气氛中,意识到今天走运了。真正遇见知音了。便拿出《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双手递呈王耕今所长手中。郭崇毅满腹的话要说,随即,向在场的我国农业问题的专家学者们,阐述了他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看法和意见。郭崇毅侃侃而谈:

  “我认为,我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舍责任到户是别无出路的。解放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责任到户,是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我希望能将这份《报告》尽快呈报党中央。”

  讲者满腔激情,听者全神贯注。大家就农业改革问题这个主题,一同切磋,认真探讨,愈说愈投机,愈谈愈热烈,双方都甚感相见恨晚。言谈之中,推心置腹,无拘无束。郭崇毅情急意切,竟用激将法的口吻对在座的国家农业精英们说:

  “你们都是研究农业的专家。是我国研究农业经济的精英。许我斗胆明言,我认为,你们研究农业,一定要到我们肥西那样的农村去调查研究、亲眼看看,写出一篇说明农村责任到户这样的做法,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文章。那么,我敢说,你们的每一个字,就要值一吨黄金!”

  话一出口,连郭崇毅自已都吃了一惊,暗自抱怨自己的冒失和失态。

  哪里知道,郭崇毅的话,恰恰与在坐的我国农业界的精英们想到了一处。话音刚落,激起满堂欢笑…………

  王耕今所长连声笑道:“郭崇毅同志,您对我们的鼓励太大了,实在太大了!”

  临别时,王耕今所长因他第二天要去日本考察,特地把向中央呈递郭崇毅《报告》的任务,当着郭崇毅的面,委托给一位资深的研究员陈一諮(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高级研究员)。这位陈研究员紧紧握着郭崇毅的手热情地说:

  “老郭同志,您三天以后,来听回音吧。”

  哦,多么认真的态度,多么热烈的真情,多么优良的作风,多么高速的效率!

  三天之后,郭崇毅一早就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这座小红砖楼,找到了陈一諮研究员。陈一諮当即就告诉郭崇毅说,他递交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已经交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呈送中央有关领导了;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已经与中共安徽省委通了电话。介绍了您向中央呈送《报告》,反映肥西农民实行责任到户喜获丰收的情况。陈一諮研究员一再嘱咐郭崇毅,希望他回安徽后,再给省委书记万里同志呈送一份《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

  至于郭崇毅那份《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如何呈送到中央领导手中的呢?这个秘密,当时郭崇毅自然是不得而知的了。在郭老向笔者讲述这件事时,特别追述了当年《报告》(《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如何呈送到中央领导手中的一些内情:在翌年(1980年)的4、5月间,陈一谘参加农经所根

  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组织的深入安徽农村调查实行包产到户情况的调查组,来到了合肥,特地找到舒城路11号205室郭崇毅的家(作者注:八十年代末,才搬迁到曙光新村33栋303室),拜访了赤诚关心农民生计、农村改革的郭崇毅。二人相见,促膝畅谈。闲谈中,陈一谘特地把他当时呈送《报告》的真实情况告诉了郭崇毅。陈说:“去年您找到农经所送《报告》的那天,因王耕今所长第二天要到日本去考察。他当着您的面,把向中央领导呈送《报告》的任务交给了我。您离开后,王耕今所长又特别嘱咐我说,郭崇毅同志这份《报告》十分重要,十分及时。他有胆有识,《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对我国农业的改革关系重大,正是我们急待解决、十分紧迫的问题,很有现实意义,也具典型意义。要我抓紧送上去。于是,我立即把您这份《报告》复制了几份,当天晚上,我亲手把《报告》呈送给耀邦同志一份,又送呈邓力群同志一份。两位领导非常重视,随即在台灯下看了又看,还都作了批示。才有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您这份《报告》给有关中央领导和通知安徽省委万里同志的行动;也才有我们这次来安徽调查实行包产到户情况的行动。”后来,笔者又在诸多文章中读到了这一秘密的记载:

  “1979年冬,王耕今先生托人(笔者注:此人即陈一谘)把郭崇毅写的一份生动地叙述安徽省肥西山南包产到户的曲折过程的调查材料转给胡耀邦同志,使热情支持农村改革,但对农民如此强烈、如此执著地要求包产到户缺少感受的胡耀邦同志,对此有了深刻的印象…………”(见《生态经济通讯》2007年第5期)

  “1979年冬,他(吴象同志)见到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王耕今托人(笔者注:此人也是陈一谘)转给胡耀邦同志一份调查材料,是安徽省政协委员郭崇毅写的生动地叙述了肥西山南包产到户的曲折过程,才使他(耀邦同志)对此有了深刻的印象…………”(见《胡耀邦研究》)

  “1979年邓力群所支持的陈一諮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小组一事:帮助郭崇毅递安徽肥西山南公社关于包产到户的材料事…………”(见《邓力群自述》)

  …………

  郭崇毅从陈一諮口中得知自己满腔热情撰写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已经送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手中,真是喜从天降,愁云顿消,精神万分激动,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郭崇毅心情豁然开朗。他期待着中国农村的形势从此转捩,大地回春,萌发生机,神州大地将涌现出气势磅礴的时代大潮。

  “春来振翅百花时,细寻阳关路。”

  果真让郭崇毅寻到了通向中南海的“阳关路”。

  郭崇毅经过二十多天的坎坎坷坷,带着满腔的喜悦、无限的憧憬,从京都返回安徽省会合肥。

  潮起潮落 不测风云

  (A6—图345号)1979年夏,郭崇毅在黄山,给中央发信归来。(插入第五部第7章)

  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何况在这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动荡年月呢?“不测”之象,则更难不测矣!

  1979年7月28日,郭崇毅满怀兴奋,风尘仆仆地从北京回到了省城合肥。

  谁知那天郭崇毅一下火车,一踏上江淮大地的省会合肥的土地,劈头一声闷雷,轰然而至!

  第5页 :

  当晚,故乡肥西来人,悄悄告诉郭崇毅,要他千万小心。在他上北京期间,事情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变化。中共肥西县委在郭崇毅上北京的当月第十六天(即7月16日),紧急正式下达了《肥发(79)46号文件》。这份红头文件,全文转发了中共肥西县委副书记、县长张文题同志7月13日《在中共肥西县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文中明确指出:“县委研究决定:重申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要积极引导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最后,在“加强领导”一章中,特别强调“县委要求:”“要把包产到户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把各种责任制形式中出现的偏向纠正过来。”在“进行宣传教育的做法上”,特别提出“公社要办好党员学习班,开好三级干部会,增强集体观念。…………”完全是“文革”时期那一套语言和腔调,连那个流行一时的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都搬出来了!

  县委一声令下,全县立即行动起来,上下一齐纠偏,形象地称作“磨屁股”。声势浩大,震撼人心。

  一时间,整个肥西县,闹得沸沸扬扬、鸡飞狗跳,已经分到户的土地,要立即强行收回;带头搞责任到户的区社干部,一个个被点名、受批判。杨传华已被停职反省,勒令在家写检查。在声势浩大“批判单干、回收分到户的田地”的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六安军分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司令员,厉声动情地教导与会的全县三级干部们说:“我从井岗山转战延安;解放战争一直打到海南岛;建国以后,又上了朝鲜战场。今天,你们,你们啊,竟把我共产党的田地分掉了!真正岂有此理!真正胆大妄为!啊?…………”老红军一席义愤填膺的话,字字落地有声,句句语重心长,不但在场的干部中有人同情,就连坐在台下“受教育”、勒令“磨屁股”的杨传华听了,心中也忐忑不安、不是滋味,感到自己真正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有罪之人,禁不住热泪盈眶,潸然泪下…………

  无风不起浪。肥西县掀起的这股农家收回责任田、干部“磨屁股”的不测风云,确是有来头的。细究起来,那是《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点,郭崇毅当时是未曾知晓的,但这确确实实是代表着一股绝不容小睹的反对“包产到户”的极“左”思潮、极“左”势力的强烈反应。原来是由一位名叫张浩的甘肃干部,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指责为“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都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时任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的王任重同志对这封“群众来信”,亲笔“批示报社(人民日报社):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于是,“1979年3月15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因而,对四川、安徽的试验(包产到户)起了泼冷水的作用。”(引《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第11期头条刊载本刊记者徐庆全、杜明明《包产到户提出过程中的高层争论——访国家农业委员会原副主任杜润生》一文第3页)

  郭崇毅从北京回到合肥,闻讯杨传华在县三干会上受到严厉的批判,自知事态严重,心急如焚。当晚立即悄悄打电话给肥西官亭农机厂当会计的本家侄孙郭本华,要他无论如何一定要连夜赶到杨传华家去,告诉他,“我从北京回来了。中央对肥西责任到户的做法反映很好,叫他不要着急,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的。”消息传到闭

  门思过的杨传华耳朵里,心里还将信将疑,不大相信。仍躲在家里写检查,静观事态发展,听天由命,等候发落吧。

  然而,郭崇毅从北京回来后,底气十足。他围绕着《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采取了一连串的行动,紧锣密鼓地展开——

  7月28日,郭崇毅从北京回到省城合肥;

  7月29日,郭崇毅按陈一咨的嘱咐,将呈报中央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又连夜誊写了一份,呈送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

  8月1日,按照万里书记的指示,安徽省委农委政策研究室主办的《政策研究》杂志第18期上,特别在文前加上“编者按”,全文刊载郭崇毅呈送中央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文前《政策研究》杂志的“编者按”原文如下:

  “编者按:省政协委员、省参事室参事郭崇毅同志,最近到肥西参观了几天,这是他写的调查报告。报告中生动地反映了农村的大好形势,提出了一些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也提出了一些需要认真解决的实际问题。现予转报,供省委领导同志参考。”

  8月3日,中共安徽省委特地召开常委会。会议由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亲自主持,专题研究农村包产到户的问题。会上,特别认真地审议了郭崇毅呈送中央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会议一致对郭崇毅的这份《报告》,作了充分肯定的评价。省委常委会当场作出决议:将山南公社作为省委包产到户的试点。并规定: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同时,会议纪要,强调对已分的土地,不许强行收回。这里应当特别注意的是,以省委的名义在一个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这一个决定,中共安徽省委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的第一家!

  这次省委常委会一结束,喜讯纷纷传出。最先打电话给郭崇毅的是出席会议的张凯帆同志。他满怀兴奋地在电话里对郭崇毅说:“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万里同志,对你给中央的《报告》评价很高。他在省委常委会上,把你的《报告》一条条逐字逐句地念给大家听。一边还不断地用红笔一道道地划。老郭啊,你为农民讲了话,为农业改革作出了贡献,你做得好啊!你功不可没呀!我在开会时有一份你的《报告》,回来后给别人拿去看了。要都要不回来,弄得我手里都没有了。请你马上送一份刊登你《报告》的那期《政策研究》给我看看。我等着啊。”

  紧接着,列席这次省委常委会的省科委秘书长石原皋同志,也对郭崇毅说:“万里书记在会上讲你的《报告》时,很激动,说:‘人家民主党派把问题讲得这么清楚,而我们这些共产党员还讲不清。你们不能坐小车子下去看看吗?’”

  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同志告诉郭崇毅说:“万里同志在会上,讲你的《报告》中的观点是马列主义的;《报告》中的意见是正确的。”

  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尤淇同志,也特地向郭崇毅介绍了省委常委会上讨论的现场情况…………

  8月5日,省委指派分管农业的书记王光宇同志和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同志二人,专程到肥西县去,传达省委的指示;

  8月9日,中共肥西县委发出《肥发(79)50号文件》。在这份红头文件中,口气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明确指出:“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应该允许多种多样,不可能只实行一种办法,不可以强求整齐划一,搞‘一刀切’…………”并下令:“停止收回已经分户经营的土地,停止对带头实行分田到户搞责任制的区、社干部搞‘磨屁股’、‘纠偏’的批判。”

  ……………………

  这一连串的举措,一气呵成,声势浩大,拉开了肥西县农村改革的序幕!

  无疑,这十足的中气,来自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的路线,才能产生在逆境中扭转乾坤的回天之力啊。

  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而在这份正式的《决定》中,把原“草案”中“不许包产到户”中的“不许”,改成了“不要”。要知道,像包产到户这样性质的大政方针的原则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说服党内的领导干部,从“不许”到“不要”,这一字之差,恰恰说明了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破除了党内某些决策者“原有的思维定势”。其力量无比强大,其意义无比深远!

  这一阵阵紧锣密鼓,使七十万肥西农民点燃起安徽大地上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暗而复明,迅即蔓延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烈焰熊熊的燎原之势!

  这时,最最激动无比的是郭崇毅。他赞叹中央如此从谏如流,体察民心,顺乎民意,对既往的农村管理体制进行了划时代的冲击和突破。他庆幸伟大祖国这个农业大国,历经磨难,而今又春回大地,欣欣向荣了!

  黄山飞鸿 二次上书党中央

  在省委常委会议特别审议了郭崇毅呈送中央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之后,中共安徽省委已明确表态:不许强行收回责任到户的耕地;不许对带头实行分田到户搞责任制的区、社干部搞‘磨屁股’、‘纠偏’的批判。

  压在郭崇毅心头的千斤巨石,总算落下了地。他感到无比轻松,无比快慰!把田地交给农民去种,去“包产到户”的种,我郭崇毅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庄稼怎么种,农民最在行,用不着国家干部操多少心的。这时,郭崇毅似乎觉得已经没有自己的事了。于是,他于1979年8月8日,与童车五、郭因、何鹏等四位老友一道奉命去黄山,利用大学放暑假的机会,去潜心整理李则纲教授的《安徽历史述要》这部遗稿,以供编辑出版。这是他们的共同心愿,也是他们共同的责任。

  他们四人到了风光冠天下的黄山,下榻桃花溪畔的 “岩音小筑”。这是一幢小洋楼别墅,据说当年是为了迎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其夫人来黄山游览、休养特地兴建的。二层小别墅,依山傍水,玲珑别致,搬一把藤椅,坐在二楼阳台上,可观赏桃花溪对岸悬崖峭壁上镌刻着巨大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映衬着气势磅礴的“人”字飞瀑,观之令人心胸豁然开朗,叹为观止。

  岩音小筑,“岩音”者,飞瀑之声也。“岩音小筑”,正是因“人”字飞瀑雄壮的轰鸣之声而得名。他们一行四位学者,刚刚下榻“岩音小筑”,还没来及欣赏雄伟壮丽的黄山自然风光,郭崇毅就收到了从合肥转来北京中科院农经所8月9日的一封急件来信。信,是中科院农经所王耕今所长亲笔书写的。来信十分简短,但给郭崇毅心灵的震动却非同小可。王耕今所长书信的要点是:

  其一,告诉郭崇毅一个喜讯:由他们中科院农经所转呈中央的郭崇毅上书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已于7月中旬,由中共中央研究室铅字印刷,

  分别送呈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参阅;

  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他点名要郭崇毅将责任到户为什么比集体劳动能促进农业生产的道理,以及当前在农村实行责任到户中,在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中间争论最激烈的一些问题。希望郭崇毅从理论上加以论述。写出一份补充报告,速寄他们,转报中央…………

  郭崇毅接信后,既兴奋又焦急。因为要写这样一份补充报告,现时身在黄山,手头又没有带任何有关资料。若赶回合肥去取,信中催得如此紧急,一来一去,路途遥远,时间又不允许。无奈,郭崇毅只好仅凭自己的记忆,搜肠刮肚,把二三十年来,在农村的所见所闻,平时自己的所思所虑,以及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们这些年来经历诸多艰难困境和迫切呼声,来他个“竹筒倒豆子”,一口气统统写了下来…………

  郭崇毅利用同去编书稿的同仁们上山游览之机,孤身独坐黄山别墅“岩音小筑”,闭门伏案,日夜秉笔疾书,不知疲倦,终于8月16日,赶写出闻名全国的郭崇毅的第二份上书党中央的报告——《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全文如下:

  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

  一、广大群众的呼声

  1978年秋,肥西县在百年未遇的大旱胁迫下,大部分社、队实行责任到户(群众称为“包产到户”),使今年夏粮获得了增产一倍半的特大丰收。麦子由过去年产5000多万斤增加到1.4亿斤。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群众,都在实践中清楚地认识到当前用这种生产方式,最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持有这种意见的,不光是赞成责任到户的干部群众,就是坚持不愿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干部,也不得不承认:“要想粮食‘陡升’,只有包产到户。”因此,普遍要求在农业集体经济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中,也准许责任到户这一种形式存在。

  城市职工对此有何意见?今年7月,我去北方出了一次差,行程数千里。接触了许多在中央和外省工作的同志,大家对安徽都异常关切。听说肥西大旱之后获得了特大丰收,无不为之惊异!大家认为:既然责任到户能获得大幅度增产,就说明这种生产关系,适合基本上还使用原始生产工具的生产力,就对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有积极的作用。应当实事求是,公开宣布这种生产责任制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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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有些同志对责任到户是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主要理由是认为责任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议论的压力下,肥西县7月下旬一度曾准备将责任到户的田地,全部收回。群众抵触情绪很大。有个芮店公社书记王学洲,由于他这个公社今年夏收产量,竟由过去的60万斤一跃而为250万斤,他坚决反对收田,在(召)开收回责任田的“磨屁股”会期间,他跑到县委和省委,奔走呼号,陈述责任到户对巩固集体经济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好处,要求继续搞责任到户。他的要求是根据实践经验和广大群众的强烈愿望提出的,省委和县委对此极为重视,并于8月上旬作出不要强行取消责任到户的指示,维护了广大农村社员日益高涨的生产积极性。

  二、 责任到户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责任到户,到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在肥西参观的时候,农民多次向我质问:“我们包产到户,田地还是集体所有的,庄稼是按国家计划种的,分配和积累也是按生产队统一核算单位进行的。大家劳动吃饭,又不剥削别人,粮食收多了,自己又不能出口到外国,还都是按规定的价格,统统卖给国家,这怎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以为,这个问题提的很对,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未听说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又靠自己劳动吃饭的“资本主义”。此外,就是有人不相信,责任到户能巩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肥西的实际情况,对此也作了有力的回答:芮店公社墩堰大队,多年想通电,想点电灯,就是没有钱。去秋实行包产到户,今年麦收后,一两个月就自力更生架通了10华里高压线路。这个公社还有个林场大队,是出名的穷队,年年吃回销粮,要国家贷款。今年夏天不但不要贷款,而且还了三、四千元的旧债。关于生产资金,山南区去年共向国家贷款68万元,今年只贷了15万元。实际上,今年山南全区生产投资达200万元,平均每户拿出了八、九十元。如果不是责任到户,社员就根本不愿也拿不出这笔资金。至于粮食分配,肥西县今年午季粮食征购任务是1000万斤,但到7月25日,已入库5566.3万斤,超额4倍多。卖粮的人,还是日多一日,忙得粮站里的人拉屎、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还有亲戚朋友找他们开后门卖粮,逼得他们没有办法。幸而上级在7月31日有个通知,自8月1日起,停收超购粮。这样才算勉强下了台。现在,肥西许多地方,集市贸易小麦,已由国家规定超购价格23元100市斤,自动降到18元100市斤。所以产生上述情况,据在责任到户的山南区几个生产队的典型调查,1978年午季,每个社员分得的口粮一般都只有三、五十斤,而今年每人平均则收了三、四百斤麦子;家庭副业,今年以来,也增长了87%,家里吃、用不了,自然就要降价出售了。

  凡此种种,都千真万确地说明,责任到户能大大地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并巩固了集体经济。许多社员说:照事实讲,责任到户,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还有人认为:以户为农业劳动单位,是旧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过的,我们搞责任到户,不象个社会主义的样子。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我们搞集体化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怎么能一味去追求形式?我们在50年代后期以及在“四人帮”猖獗时期,由于特别欣赏高级形式的集体经济,欣赏“大而公”, 以为越大越公就越好,都曾彻底甩掉过以户为劳动单位的办法,而代之以各种形式的“大呼隆”的劳动组合,结果是一次又次地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由此证明:责任到户,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它同商品生产一样,己经不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形式,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形式。这又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

  华主席在五届二次人大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只要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保护和尊重社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是可以因地制宜地实行有利于发展生产、巩固集体经济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度的。我以为,责任到户,是可以列为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度当中的必不可少的一种。它随着当前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的调整和改革而产生,是很自然的,是有利于促进四个现代化实现的。

  三、 不必要的十大忧虑

  自出现责任到户以来,有些不太了解农村情况的同志,有许多忧虑:

  一曰:“只是一季丰收,不能证明责任到户的方式适应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我认为,这个问题,只有农民自己来回答,才最有权威。我在肥西参观的时候,许多基层干部和社员,都说责任到户,就是1961、1962两年安徽实行过的“责任田”。实行一季,增产一季;实行一年,就增产一年。农民直到现在,还把“责任田”称之为“救命田”。农民是经过反复实践而认识责任到户的好处的。前几年,四川有些闺女,因吃饭问题解决不了,千里迢迢,跑到安徽来找对象。我曾问过四川一位干部:“你们省素称‘天府之国’,何以搞到如此窘困?”他说:“你们安徽搞过两年责任田,喘过一口气,我们四川从1958年后,一直没有喘过气来。”这就是舆论对责任到户的评价。同时,还应当承认,1962年后,虽然对“责任田”大加批判,并全面回收,但有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还是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实行小范围的责任制。这也是安徽农民认识责任到户好处的一个原因。

  二曰:“牛力、水利不好安排”。(肥西县)官亭公社夏老庄生产队队长袁友和说:“责任到户,用牛、用水麻烦是多些,但能够解决。现在是集体经济,只要队干部安排合理,是不会出问题的。”果然,这个生产队和其他许多生产队一样,在今年用水、用牛十分紧张的双抢季节,也并未发生过纠纷。当然,极个别的地方,如安排不当,是会有纠纷的。有些人不赞成责任到户,就专找这一方面的个别现象,并加以夸大,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三曰:“生产计划、远景规划不好安排。”其实,责任到户之后农民并没有脱离生产队的组织领导,凡是因地制宜,符合客观规律的计划、规划,农民是不会不执行的。问题是由于我们过去利用集体化这个方便,随心所欲地订了许多完全脱离实际的计划、规划,要农民去执行,结果大部分都不兑现,甚至造成重大损失,因而使人民群众对计划、规划失去了信心。如果订出的计划符合客观规律,能使劳动产生更多的成果,农民是讲求实际的,他们对能增产的计划,会比任何人都更认真执行的。至于那些主现主义的计划、规划,一旦发扬民主种田的精神,确实“不好安排”,但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用不着人们担心。

  四曰:“抗灾能力薄弱”。集体农民确实比解放前的个体农民抗灾能力强,这是毫无疑义的。集体化以来,兴建了许多大水利工程,就是它的巨大成绩。问题是,责任到户的农民,并没有离开人民公社这个集体,正如实行岗位责任制的工人,并未离开工厂一样,它的土地、劳力和公共积累,生产队是可以统一使用的。它并没有妨碍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不应当把他们当成旧式个体农民,更不能把它与过去的单干户混为一谈。而且也决不能认为,集体规模越大,抗灾能力就越强。安徽农村集体化规模最大的时候,要算1958年至1960年,但伴之而来的却是空前未有的三年“自然灾害”,抗灾能力未见其强。与此相反,1978年,肥西确实遭受了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旱灾,但责任到户的区、社、队,1979年夏收却比最高年产量增产了两倍到三倍。抗灾能力未见其弱。许多农民说:“不怕百年未遇的大旱,就怕绑起来蛮干。”我认为,集体农民抗灾能力的强弱,主要看有没有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能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政策。认为责任到户,抗灾能力就一定会削弱,这是没有根据的。

  五曰:“劳力强弱不同,造成收入不平衡。”我认为,在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每个人收入不平衡,这是正常的现象。在“大呼隆”年代,劳力弱的有“大锅饭”可吃,不思努力;而劳力强的,则因多劳而不能多得,不愿出力,以致造成生产和收入普遍下降。肥西实行责任到户,大量的事实证明,不但劳力强的一季得了过去几倍的收入,而且我访问了几家劳力弱的,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增加了收入。因此,绝大多数缺劳力户都赞成包产到户。大家认为,这也是当前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一个途径。农民常常说:“吃亏、讨巧都应讲在明处”。对于少数“五保”、“四属”,大家愿意在公益金里帮助他们,或者帮助他们代耕,但不愿大家一起站在地里混时间,更不愿不明不白地为别人干活。所以一搞“大呼隆”,大家就在一起糊,一糊就减产。“大呼隆”不能搞,一搞就误国害民,千万不能再干了。

  六曰:“助长个人主义”。责任到户是适应当前生产力的水平,是发展生产的需要。生产发展了,使农民感到集体经济有奔头,越干越有劲,这只能是助长集体主义,决不是助长个人主义。过去由于吃“大锅饭”,有的队越搞越穷,有点技术和劳力强的社员,往往奔东走西,去找生活出路,这才真正是助长个人主义。

  七曰:“影响四个现代化”。这是有些好心人最大的忧虑。但农民不是这样认识。他们说:国家搞四个现代化,需要大量粮食和农产品,我们购买现代化机器,也需要大量资金。责任到户,可以更好解决这两个问题,正是促进四个现代化而不是影响四个现代化。有人焦心现代化机器来了,一块一块土地不好种。农民们气愤地说:“谁向你们说过,我们包产到户,要包一辈子?”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凡事要从实际出发。现在农村绝大部分,都还是用旧式的工具和技术生产,我们研究当前的农业经营管理体制,当然要从现实的条件出发。如果拿将来的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的农业生产力来确定今天的生产关系,岂不是还要自找苦吃?

  八曰:“要防止暴富“。有人说,实行责任到户,怕有些农民“暴富”;薛暮桥同志关于城市就业问题的谈话发表之后,这些人又怕城市搞小集体的人“暴富”。这是很不必要的顾虑。在我们的国家里,不准生产资料私有,不准放高利贷,不准人剥削人。一个人即使技术高超,劳力很强,又能发多大的财?就算能有极少数人在劳动中获得较多的报酬,积蓄一万、八千,充其量不过能盖几间瓦房、买一套新式家具,或再买部彩色电视机。这正是民富国强的表现,又有什么可怕?如果“暴富”指的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那自有法律制裁,与经济管理体制是无关的。

  还有一种叫做“大河有水小河满”的理论,很值得斟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居于“大河”地位的,对“大河”考虑得较多,对“小河”有没有“水”,有多少“水”,容易忽略。而居于“小河”地位的,则有恃无恐,反正有困难,向“大河”伸手,对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大有妨害。去年肥西山南区种麦时,因土地龟裂,难度太大,开始群众都不积极,就是因为大家认为反正国家有粮救济,我何必急着去出力!后来责任到户,农民知道“大河”对“小河”不再实行“包干制”了,今后“小河”有水无水要靠自己干了,这才拼命生产。事实上,在自然界里,“大河有水小河满”是一种反常现象,而“小河有水大河才有水”才是正常的。只有八亿农民富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才会加快,我们的国家才会无敌于天下。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说“小河有水大河满”,才比较现实和恰当。

  九曰:“你说责任到户可以增产,为什么旧社会农民没有发财?”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旧社会农民受地主和反动政府的重重剥削和压迫,当然不能致富。今天的农民受到人民政府和集体的资助和保护,加上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同样是以户为劳动单位,但其他条件已完全不同。我们天天说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样性质不同的事物,怎么可以类比?

  十曰:“要实行责任到户,也要讲明是‘权宜之计’,不然,将来收不回来。”我以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一个过渡时期, 在此期间,生产力处于迅速地不断地发展变化的过程。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应进行不断地调整和改革。我们实行某一项政策,时间有长有短,完全是为驾驭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就象驾驶员在行车中不断转动方向盘一样,根本不存在哪一个动作是长远之计,哪一个动作是“权宜之计”。责任到户是适应农业生产力当前发展水平的一种适当做法,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异端”和“邪路”。不论实行的时间长短,不能把它说成是“权宜之计”。至于包产到户的土地,将来好不好收回?安徽在1963年已有事实作了回答。那里农民明明看到土地收回后,又要“大呼隆”,又要减产,但农民还是默默无言地交还了土地。将来农业现代化机器来了,既可以减轻体力劳动,又可以增加生产,农民为什么还要坚持包产到户?哪一个人不懂得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众所周知,自从排灌机械以及粮食加工机械来了,农民不是自动废除了水车,自动抛弃了石磨和石臼么?把农民还当成保守的、不知好歹的愚民,这也是不必要的忧虑。

  四、 什么条件适宜责任到户

  什么条件适宜责任到户?唯一的检验标准,就是看它是不是能够促进生产。凡是群众要求而又能够增加生产的地方,就应该实行这个办法。至于客观条件不适宜分户作业的规模较大的农、林、牧、副、渔生产单位和社队企业,当然应当根据具体条件采取责任到组或者专业队的方法。对具有特殊条件的,也可以大队或公社作为核算单位来负责经营。但不论采取哪种形式,都必须实行责任制度,而且每一个具体的劳动岗位,都要落实到人。超奖减罚,不能含糊。这是按照生产力现有的不同水平办事的一种科学方法。要真正能够增产,就绝不能把以组或者以生产队为劳动单位说成是“大呼隆”;也不能把责任到户说成是为了“适应群众的觉悟程度”而采取的迁就办法。过去,我们把生产力水平弃之不顾,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给生产造成过级大的破坏。这个惨痛的教训必须记取。

  责任到户应该订一些什么制度?肥西县去年秋天在包产到户时,并没有事先就订出一套完善的制度,而是在严重旱灾威胁下,仓促行事的。我认为,由于各个生产队的具体条件不同,订的制度就不可能千篇一律。领导机关只能根据党的路线、政策在总的方面提出几条原则,以防发生重大的偏向。肥西农民直至今日还在留念1961年搞“责任田”时,实行的“五统一”等项办法。归根结底,农民是最有实践经验的,他们也最了解要订哪些制度,才有利于发展生产。只要真正实行民主种田,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责任到户之后,社员的收入是会大大增加的。对生产队的干部,也应该有奖有罚。凡是生产搞得好的,就该受到奖励;凡是人为地把生产搞垮了的,就应该受到惩罚。怎样规定这些制度,也只能由社员和干部自己去订。

  过去有一种错误做法,只要是“大呼隆”,就认为是社会主义,就断定它一定能够增产。结果,收不到粮食就在账本子上加空头数字,大吹大擂。如果搞责任到户,首先就加你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你生产搞上去了,也把你当做偷来似的,不愿表扬你,也不替你总结经验,只是拉着架子搜集你“两极分化”的材料,然后来找你算帐。至于真正是增了产还是减了产,对国家和人民是有益还是有害,要不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经营管理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因为不影响他每月拿的工资、粮票,所以他一概不加深究。这是我们过去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挫折一个重要原因。

  五、 是前进还是倒退

  还有最吓人的一条,就是有些人一听到责任到户,就说:“你这是‘倒退’!”这句话对不对呢?当然不对。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目前的条件下,责任到户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可以增加生产,这就是前进。不能因为劳动组合由几百户、几十户在一起上工,改为一户人在一起劳动,就叫“倒退”。在革命战争中,我们的队伍是由游击队发展成正规军的。但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我们的正规军也不止一次地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争。这叫不叫“倒退”?当然不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乘车翻越一座大山,为了盘旋而上,驾驶员往往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把车子开向来的方向,坐车的不论贤愚,都知道车子还在前进。为什么在农业生产上就不明白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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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人听到农民要求责任到户,就叹气说:“群众觉悟低了,思想倒退了。”这也不符事实。在战争年代,革命还没有胜利,农民就愿意把自己最亲的人送去当兵,把自己收的最好的粮食拿出来支持部队。为什么革命胜利之后,多受了30年党的教育,反而觉悟低了呢?不是的。现在农民敢于反映真实情况,要求责任到户,是想自己增加收入,更是想为四个现代化多生产大量的农产品,造福子孙后代。这是在“解放思想”之后,思想进步的一种表现,决不能叫做“倒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五届二次人大会议上决定:“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农业上实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度”,这统统是沿着现实的道路,

  跨出勇往直前的步伐,并不是“倒退”!

  肥西县不过是一个110多万亩土地的县,人口也不过73万。在部分地区实行包产到户,一季就多收了8000多万斤麦子,这在发展生产、促进“四化”上,是一件大事。我希望大家作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以便领导上做出决策,以促进农业生产大幅度的上升。

  郭 崇 毅

  1979年8月16日于黄山岩音小筑

  在这篇从理论上阐述责任到户的性质和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忧虑,在批判“大呼隆”、宣扬包产到户的论点中,尤其是第三章中,着重批驳的“不必要的十大忧虑”的论点,今天看来已是不足为虑,早已形成了大家的共识。但在当时,却是全国农村改革中掀起轩然大波的一场大辩论的焦点。那时,这个“焦点”,在各阶层中,反响异常激烈。在那年肥西县召开的批判倒退的所谓“磨屁股”的三级干部会上,有人就公然宣称:

  “我们县的人民公社本来是很巩固的,就是给郭崇毅来跑了几趟,人心给跑散了!今后,大家一切要听县委的,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说的不三不四的话,不能听,坚决不能听!…………”

  呵,那些可爱的“左派”斗士们,把郭崇毅称之为“不三不四的人”、把郭崇毅说的话也成了“不三不四的话”了!

  会后,有好心的朋友曾忧心忡忡地劝告郭崇毅说:“郭老啊,谨慎一点吧,我看五十年代批斗你的风潮和气候,今天又快形成了!”

  ……………………

  其实,郭崇毅在黄山岩音小筑撰写这份补充报告时,思想上就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他在报告中的每一句话,都是有针对性的,是十分谨慎、十分小心、十分真诚的。首先,他在行文上,不用“分田”、“单干”、“包产”、“承包”等带刺激性的敏感字眼,而是选择了用“责任到户”这种带点中性的婉转提法。从提法上看,虽说“责任到户”,土地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是把集体的地,交给农民耕种,并要负担一定的责任而已。这“责任到户”的实际含义,就像工厂的机器是国家的,交给工人操作,并规定要完成一定的指标定额的道理是一样的。怎么在工厂里可以,一到

  农村就不行了呢?就要‘磨屁股’挨批判了呢?岂不是咄咄怪事!

  这份报告,显示出郭崇毅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政治上的成熟,在理论上的敏感、胆略和艺术,以及他一贯遵循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和态度。而且下笔谨慎,斟辞酌句,十分客观,十分真诚。今天在改革再出发的时代读来,依然令人感动不已,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更能鼓舞我们知难而进,不断解放思想,不断锐意进取,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为振兴中华实现伟大壮丽的中国梦!

  9月1日,郭崇毅将这份在岩音小筑刚刚脱稿的从理论上阐述《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的报告,誊清了出来,附了一封长信,由黄山邮局用挂号直寄北京中科院农经所王耕今主任(郭崇毅习惯称“所长”)亲收。郭崇毅在给王耕今主任的长信中,不无感慨地讲述了肥西农村改革中的曲折和反复。郭崇毅看清了这场曲折和反复的实质,他在信中尖锐地指出:“肥西目前不但是理论上大辩论的场所,也是生产关系急剧变动的地方。” 并一再要求:“将他这篇挑灯夜战、日夜兼程匆匆赶写出来的补充报告,立即转呈党中央,供中央领导决策参考。”

  这就是闻名全国的郭崇毅第二次呈送党中央的关于剖析农村包产到户的性质的政治报告。

  一个月后,郭崇毅从黄山返回省城合肥。

  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盛步信同志得知郭崇毅从黄山回来了,受省委负责同志的指派,立即通知郭崇毅,要他当天就赶到省委去看文稿。事情那么紧急,让刚从黄山上下来的郭崇毅丈二和尚一把摸不到头和脑,蓦地“井绳效应”又来了。心里不免有点儿紧张。一个劲地追问来人:“去看什么文稿?这么神神秘秘的,又这么紧急!”心里生怕又节外生枝,出了什么意外。

  郭崇毅到了省委宣传部,才弄清楚,原来是他在黄山寄出的第二次上书党中央的那份《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已经全文印发了下来。中央机关办事效率之高,令郭崇毅惊叹不已,心中更是感动不已!中共安徽省委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寄来的印发郭崇毅的第二次上书党中央《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的报告,省委领导立即指示:由省委理论刊物《江淮论坛》杂志,立即全文转载,公开发表,以专辑形式刊印,发行全省。这天《江淮论坛》杂志的清样已经出来了。特地通知郭崇毅亲自过目,要他认真仔细看看,有没有需要斟酌修改的地方?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盛步信同志还一再郑重其事地对郭崇毅说:

  “郭崇毅同志,您这篇稿子事关重大。按杂志编辑部的惯例要求,您看过以后,要在清样上签名,文责自负啊!”

  郭崇毅真的没有想到,党中央对自己的意见如此尊重,中央机关的办事效率如此之高,连省委处理此事竟也是如此认真。他不禁心情万分激动。于是,他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地校阅着清样,发觉原稿“四、什么条件适宜责任到户”一章中,有一段话原文是这样写的:

  “过去有一种错误做法,只要是‘大呼隆’,就认为是社会主义,就断定它一定能增产。结果,收不到粮食,就在账本子上加空头数字,大吹大擂。…………”

  清样上却删去了这段话的第一句中的“错误”二字。想必编者是为了爱护作者,害怕措辞太激烈,才这么处理的。而郭崇毅对“大呼隆”和弄虚作假这种祸国殃民的恶劣做法,早已义愤之极,痛恨之极,讲它错误,绝不过分。对待这种卑劣的错误,必须大声宣布它为错误,是铁打的错误!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错误!公开宣布它为错误,可警世醒人,以戒后人。于是,郭崇毅毫不犹豫地当即在清样上,把“错误”二字,又重新加了上去。郭崇毅的《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的全文,按原稿一字不改地刊登发表。

  郭崇毅就是郭崇毅。他甘愿承担一切政治风险和政治责任,便在这期《江淮论坛》杂志的郭崇毅专辑的清样上,工工整整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79年11月22日,第三期《江淮论坛》专辑,以单行本的形式,全文刊载郭崇毅第二次上书党中央的《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的报告,传遍全省。肥西县带头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到户的名声,犹如肋生双翼,不胫自走,传遍神州大地。

  不停冲浪 三次上书党中央

  肥西县责任到户的风声越来越大了。然而“树大招风”啊!

  长期在极“左”思潮的培育蛊惑下,一贯反对“三自一包”的社会“左派”斗士和他们固有的势力,对肥西人实行包产到户所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势头也越来越凶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呀!

  “左派”斗士们的标志性行动,是在毗邻肥西县的搭界处,竟然有人坚起了“坚决反对肥西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幅醒目的标语牌。据说是那些“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农民群众自发搞的”。

  众目睽睽,来势汹汹。

  要知道,“复辟资本主义”这顶吓人的大帽子,在当年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义语,是足以能置人于死地的呀!

  “复辟资本主义”这顶大帽子,讲的是肥西人,但明眼人一看都知道,实际是指名道姓地戴到郭崇毅的头上了。一时间,郭崇毅便成了“左派”斗士们的众矢之的!

  肥西县有一次开会,有人当众辱骂郭崇毅,说:“那个姓郭的,五十年代就是破坏农业合作化的老反动分子!今天又来兴风作浪了!”

  无独有偶,在合肥一次民盟小组生活会上,大教授郭因出于良知,公开称赞“郭崇毅上书党中央,为民请命,可谓是有胆有识之举,是民盟的光荣!”

  郭因的话刚一出口,当即受到另一位与会者的厉声斥责,劈头就说:“老郭(郭因),你就不要再吹捧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我们心里还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呀!”…………

  郭崇毅面对此情此景,还能讲什么呢?还有什么可讲的呢?他只有逆来顺受,沉默不言啊。在他看来,自已政治上所遭受的委屈,乃至磨难和不幸,毕竟是个人的事,重要的是要按照毛主席当年讲的“在党和人民的事业有困难的时候,要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有道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他问心无愧,毫无畏惧。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他仍下了最大的决心和毅力,力排众议,坚决顶住,继续为农民上书“请命”,奔走不息。

  1979年10月中旬,郭崇毅与另外两位省政协委员,一位是诗人江城,另一位是老作家玛金。他们三人结伴同行,来到包括肥西县在内的六安地区七个县调查农村生产责任制情况。历时一个多月,行程2000余里。所到之处,从县委至社员家里,都在纷纷议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有的地方争论异常激烈。对当时紧张的秋收秋种产生极大的影响。

  这次三人之行,给郭崇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直到1990年8月15日郭崇毅得知江城仙逝,怀念当年一道到六安地区七县调查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一段难忘的经历,赋《吊江城》二首,附记前言。诗曰:

  六十年代初,识江老,言共肺腑。1979年起,为提倡农业责任到户,曾结伴到皖江南北了解农村情况,后江老病重,每往探望,必问村民苦乐,感人至深。

  一

  弥天风雨识江城,未共烟茶酒一樽。

  萍水相逢肝胆照,常凭书史话阴晴。

  二

  仆仆风尘席未安,岂知一病竟缠绵。

  农家苦乐频相问,一晤衰颜一泫然。

  郭崇毅等一行三人,在六安地区农村调查中,虽中途玛金因赴京开会、江城也有事而返回省城合肥,“三驾马车”只剩下了一匹多病的“老马”——郭崇毅。他仍锲而不舍,坚持到底。并于11月26日,独自撰写了《关于六安地区七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一文,作为继第一次向党中央上书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和第二次上书党中央的《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的报告之后,关于农业生产包产到户责任制的续篇。

  ——这就是当时鲜为人知的,郭崇毅第三次上书党中央的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情况的调查报告:《关于六安地区七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全文如下:

  关于六安地区七县

  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

  (1979年)10月中旬,(安徽)省政协介绍江城、玛金同志和我到六安地区了解农业生产情况。从沿淮的冲积平原,到大别山区,直至巢湖之滨圩区,行程2000余里,历时1个多月。这时正是万山红叶、三秋大忙季节。所到之处,从县委到农业社员家里,都在议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有的地方争论异常激烈,对生产有极大影响。

  一、责任制对生产的促进

  几个县、区的产量对比:

  六安地区直至今年(1979年)6月下旬,才下了一场大雨,基本上解除了百年未遇的大旱的威胁。但大部分地区,早、中稻因缺水没有播种或栽插失时,又加上初秋的低温、多雨、虫害,除夏粮生产外,仍然是一个灾年。据六安地委介绍,今年粮食总产约为42亿多斤,比1978年少1亿斤。至于六安地区各县之间,产量的增减则差异很大。凡是对责任制抓得比较紧的,就增;凡是过于谨慎或摇摆不定的,就减。霍邱县在实行责任制中,曾犹豫反复,今年预计就减产2亿多斤。而受到同样自然灾害的肥西县,由于贯彻责任制比较认真,特别是因为部分地区实行了责任到户,今年则增产粮食7000万斤以上,是六安地区7个县中增产最多的。

  这种情况,从夏粮生产的数字上,看得尤为明显。肥西县去年秋种时,从山南区开始90%土地都责任到户(夏收后责任到户面积缩小40%以上)。因此今年夏粮,一季就增产了8825万斤(1978年5175万斤,1979年14000万斤)。而比肥西多75万亩土地的寿县,夏粮增产没有超过肥西。全年增产总数,还不到1600万斤。至于霍邱县,土地面积比肥西县多98万亩,而夏粮则比肥西少收2825万斤。

  霍邱今年产量何以减产2亿多斤?据(霍邱)县委介绍:去(年)秋(天)各地搞责任制时,他们“怕倒退”,只在个别社、队搞“试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下达后,又一下子在80%的队搞(包产)到组。但“搞的粗糙,怕倒退的顾虑在干部中没有消除。”《人民日报》在(1979年)3月15日,发表了张浩的否定责任制的文章,引起了他们的共鸣,“绝大多数干部认为张浩的文章是对的,未划组的不划了,已划组的也‘和头了’(即收回到队)。”虽然后来(霍邱)县委发现责任制确能增产,又在大部分社队搞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但几经反复,大量减产的局面已无法挽回。

  从舒城县与邻近这个县的肥西县山南区对比,也能说明这个问题。舒城县耕地是67万亩,今年夏粮只增产2424万斤,山南区只有15万亩土地,今年夏粮却增产1961万斤。再以秋粮比:舒城(县)今年总产只比去年增产400万斤,实际上秋粮减产了2000多万斤。而山南区的秋粮则增产660多万斤,今年总产则增加了2600万斤。舒城县的水利、土壤等生产条件,一向比肥西(县)好,这是人所公认的。今年何以比不过山南一个区?主要原因就出在责任制这个问题上。

  哪一种形式责任制增产幅度最大

  据各县同志们的介绍,按照他们的调查的结果:“不管哪种形式的责任制,比在队里‘大呼隆’强。”但也都反映,责任到组,“还有个‘小呼隆’的问题。”只有责任到户,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这种看法,连最怕犯“倒退”错误的霍邱县,也不否认。他们在(霍邱)县委介绍情况的会上说:“我们对周集公社园艺大队各种形式责任制进行了调查,只有全部包产到户的一个队,增产又增收。”并且还祥细介绍了西皋公社小台大队田师荣一户,9口人,包15亩地,没有强劳动力,但却“净收入粮食1万多斤,款1000多元。”其他各县也都有这类一年产量大翻身的事例。责任到户已占40%以上的肥西县有人反映:凡是到户的社队,普遍增产增收,有50%的(农)户,粮食和经济收入,比往年要翻一番。

  肥西县官亭区江夏公社在几经反复中也证实了这个问题:这个社219个生产队,14775人,总耕地26729亩。去年秋种时都是分到户干的,今年夏收一下子比1978年增产264万斤(1978年夏收96万斤;1979年夏收360万斤)。但他们在夏粮丰收后,根据中央31号文件,把分到户的田地猛一下都收回到组(219个队中有38个队未收回),使11000亩中稻,要减产300万斤以上。公社党委赵书记发现这种严重情况,为了挽回大局,采取了“一竹竿插到底”的办法,又将219个队全部责任到户。这样才稳住了晚稻生产的形势。据区委黄书记说,虽然挽救较快,但全年总产,把夏粮增产的264万斤赔上,还要减产100万斤。赵书记原是坚决反对责任到户的,他曾几次批评邻社官亭公社书记杨传华不该搞责任到户,并在区委会上要追(查)杨(传华)的后台。但江夏公社的产量,与只有一河之隔的官亭公社高庄大队相比差的多。高庄大队今年夏、秋两季丰收,共增产70多万斤。

  夏、秋两季都获丰收的(肥西县)山南区

  山南区15万亩土地,今年也遭受春旱、秋霖与虫、雹灾害,因为它90%以上责任到户,今年仍然增产粮食2628万斤(1978年总产8420万斤;1979年总产11048万斤)。夏粮增产是1961万斤,秋粮增产667万斤。对国家贡献:1978年是2400万斤;1979年为4000万斤。集体经济的积累:全区公积金、公益金、储备粮折款三项全年准备积累50万元。而过去20多年,这个区除双丰大队与向阳生产队这两个单位有积累(是县里树立的大队与生产队的标兵单位),其余的队,账面上年年留积累,实际上秋季留,春季就没有了。社员收入:全区人均收入由72元上升到99元,每人增收27元。据区委汤茂林书记介绍,这个数字是根据上报产量计算的,目前还未搞全面的分配核算。按区里在沈店大队搞分配试点推算,全区今年的积累要达到80万元,人均收入可达到百元以上。

  为了搞清是否普遍增产增收(问题)。我在山南(区)开了烈、军属,干、工属座谈会。一户一户的算账,除个别户有特殊情况外,收入都比过去增加。至于经济收入一年翻身的,各个社队都有这样事例。如金牛公社塘西生产队,1977年人均粮食650斤,1978年550斤,今年为1200斤;1977年人均收入为81元,1978年为70元。今年队里赵本香一家3口,每人可收入400元。另外周隆芳一家7口人,只有母女3个人都是半劳动力,去年透支队里170元,今年不但不透支,每人还收入200元。

  两个大翻身大队

  在官亭区,我着重到官亭公社两个大队调查。官北大队,在这个社10个大队中,是中等队。去年秋种时都责任到户。今年共收170万斤粮食,比1978年增产40万斤。过去,全大队一般年景人均口粮是500斤,今年是800斤。这个大队殷仓生产队,一般年景粮食只收10万斤上下,今年收了20万斤,翻了一番。过去年年有20%透支户,今年没有一户透支。全队29户,有27户收入翻了一番。另两户是工、干属,外面有经济收入,家里劳力弱,包产的田少,所以未翻番,但得的粮也由过去每人500斤标准口粮,增到每人900斤。全队征购任务2.7万斤,夏粮就卖给国家3万斤小麦.这个队过去包括下放学生的公房,只有8间瓦屋,今年社员已盖11间瓦屋.还有几户买了砖瓦,正准备盖。官北大队今年已盖新屋111间,其中瓦屋有75间。

  另一个高庄大队,是这个社里比较穷的。其中有个小高庄生产队,最穷,71口人,欠国家贷款就有7000多元,还欠粮债5000多斤。由于这个大队15个生产队,从去年秋季就有14个生产队责任到户(另一骑路生产队以组生产),今年增产粮食70.5万斤(1978年总产99.5万斤;1979年总产170万斤),只有未责任到户的一个骑路队未增产。据骑路生产队自己估计,比别的队要少收三分之一。我到这个大队是同区委黄副书记、公社党委杨传华书记一道去的。我们一项一项核实队里的收支,这个穷大队,今年比过去正常年景要多贡献给国家50万斤粮食,收入翻一番的户有70%。大队会计夏明权家,今年除去各项上缴任务、开支之外,每人得1200斤粮,人均收入350元。夏(明权会计)说:“照我家这样一年收入翻几番的,在我们大队有四、五十户。”他又说:“从今年秋种的数量、质量看,我们大队明年总产量将要超过200万斤,比正常年景翻一番还要过头。”

  我们离开夏(明权会计)家的时候,杨(传华)书记要我到最穷的小高庄队看看。一路行来,看见许多村庄草屋都陈旧不堪,穿破衣的人也不少。但从场地上看到的大堆稻草与成群的家畜、家禽,又使人确信,这个大队真翻身了。

  我们走到小高庄生产队,看了几户人家,都是囤里装满了稻、麦,屋里到处堆着花生、豆子、芝麻、棉花之类。杨书记向我说:“这个队一般年景只能收四、五万斤粮,穷灰了!今年麦、稻二季收了10万斤,一年就翻了一番。”出乎我意外的是,杨在走进队长梁自传家里时,和他开了一个玩笑。杨郑重其事地说:“老梁啊,今年你们货收的实在,可以收一下了吧!”梁是个50岁开外的老实人,见我们来了几个人,以为真要收田了,手里端着饭碗,一下愣了半天,说:“哈,书记,瞎讲!像吃小糖一样,才舔到一点甜味,怎么能收?”逗的一屋人都哈哈大笑。接着杨问梁的老伴:“现在不跟老梁吵架了吧?”梁奶奶笑着说:“现在不吵了,以前我看着生气,老是骂他:你作孽!搞的家家都没得吃,还当什么队长?现在翻身了,还吵什么呢?”又引我们笑了一阵。在回来的路上,杨又说:“前四年老孟(前任公社书记孟祥麟)在这个队蹲点,动步就把信用社主任带着来给他们贷款,调公社拖拉机来给他们打水,还发动街上商业人员来帮他们干活,都没有把这个队搞好。我这两年,一见老梁到公社去,头皮都炸,没想到责任到户一年,我们没烦神,他们就翻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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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对责任到户的认识

  我6月份到肥西参观时,就有人说,包产到户实际上是把集体的生产资料定到户,要各户按统一的计划生产、交售、积累,实质上是责任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一种管理形式。但也有不少人说它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定会出现“穷的穷,富的富,帮的帮,雇的雇”,一定会出现“两极分化”,“瓦解社会主义经济”等等。这一次在肥西,这些议论大大地减少了。现在最反对责任到户的人也只是指责它是上级的文件不许搞的。在还没有搞责任到户的地方,因是从想象出发,指责较多,加起来恐怕有几十项。但最主要的,还是“用牛累死牛”、“用水打破头”、“破坏集体经济”、“影响机械化”等等,并说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但说它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也减少了。肥西县政策研究室11月2日打印的《肥西县建立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情况统计表》中,已经把“包产到户责任到人”正式列为四种责任制当中的一种。实践证明,肥西县有些区、社搞了一年责任到户,对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是有利无害的。肥西县政策研究室主任魏忠说:我们县大多数干部对包产到户认识过程有五个阶段:开始时“反对”;接着是“犹豫”;到夏粮大丰收时就开始“同情”;7月份县里准备收回,大家就很为“留恋”;现在是公开“支持”了。

  三、责任到户是怎么产生的

  我开始认为,肥西遭到百年未遇的大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次了解,在巢湖边上,有些水利条件很好的,他们也强烈要求到户,我感到不理解。有人解释:“中国农民几千年单干,成习惯了,一放松,他们就想搞到户生产。”这个理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我在50年代刚办农业合作社时,亲眼看到好多农民未得到批准,就自动的办起“自发社”,他们对旧社会的农业生产那一套,是并不留恋的。还有人说,要求搞到户的,都是些产量搞不上去的后进社、队。但山南区有个向阳生产队,每亩平均产量是1000多斤。去年每个劳动日1元,每人口粮得1000斤,人均收入是187元,一向是全县学大寨的“标兵”队,现在也强烈要求分。我不理解这是什么原因?曾经追根究底。这个队队长王方山说:“是受周围队包产到户的影响。”公社王立恒说:“也不尽然,过去我们抓的太紧了,这个队过去一年只有年三十、年初一两天歇时,其余时间,哨子一响,迟到就罚。”我相信这些理由,但还有疑问,就访问了家住向阳生产队的公社会计卫公兴。他说:“现在我们全队社员都要求到户,要求强烈,看来阻止是不行了。原因是:一、这个队积累太多,分的东西中占40%多一点;二、生产队干部一年拿400多劳日,不干活,把生产队的钱,随意开支,太快活了,社员不服;三、这个队的土地多,田亩面积大,还有潜力,分到户粮食还能多收;四、不在一起绑着干,可以抽出三分之一劳力搞工、副业,收入还能大大增加。”

  对于上述理由,我是能够理解的。但到了金寨县后,我发现了新的问题。这个县55万人口,只有34万亩地,每人只摊到6分地,但那里也有强烈要求到户的问题。10月24日,江城、玛金和我,随县委副书记汪光联来到与河南交界的深山区,到双河区委刚坐下,区委书记就请示汪书记说:有一股要包产到户的风,传染很快,我们顶不住。问怎么办?把个汪书记搞的无法解决。到南溪区时,听说这个区责任到户风更大。有个南湾公社,125个生产队,几天没有抓,一下全分到户了。22、23日,区里在南湾开了两天有300多人参加的大会,“刹”了一下。据说生产队干部答应去收,但汪书记在汽车上指给我们看说:在这样大忙季节,你们看男的在地里打扑克,女的纳鞋底,就是南湾公社的。据说这两个区有一半以上社、队,都分到户了。区、社干部在“刹”的时候施加了很大压力,问群众:“你们想造反!”社员说:“我没有拿枪,就算造反啦?”斥责生产队干部:“你们想当保甲长!不要党籍啦?”泗河公社有个生产队长说:“我愿坐班房,不愿收。”在南溪区委会我们从区委附近几个生产队请来十几位干部和老年社员,开座谈会。已责任到户的生产队反映,他们的麦子、油菜已种完了。未责任到户的一位队长说:“讲起我的队是个大笑话,到现在板田还未犁!”参加这个会的南溪大队书记洪寿太在会上讲:“关键在于上级,如再不管今年冬(天)是过不去的。都要分,坚持不住!”在这个红军老根据地里出现这样大的责任到户风,使我深为惊讶!我在会上问:“你们这里,是不是受肥西县的影响?”大家说:“我们不知道肥西县是什么情况,我们是受田里的影响:那一亩田分到户,就能收两亩田的粮食。”一句话使我想起了几句名言:“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当它还有发展余地的生产力没有展开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物质条件没有出现以前,新的生产关系,也决不会出现的。”原来,在各处鼓励社员要求责任到户的,不是什么人的意志,而是客观经济规律在那里进行顽强的斗争。

  四、一场激烈的争论

  在几个县里,争论是激烈的。反对的人说:“不论包产到户能收多少粮食,中央文件不许搞,我作为一级党委负责人,要不要服从中央?”赞成的人说:“中央号召要我们解放思想,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包产到户能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符合中央要求,为什么不能搞?”这种意见,霍邱、金寨等县都有。在介绍情况会上,有的同志还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道理现在群众都知道了,不给包产到户,叫我们向群众怎样解释?”有的人一口断定:“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就是倒退!”反驳的人说:“你在哪里见过生产资料是集体的单干户?责任到户是以户为单位负责管理好集体的耕地,按国家计划生产,向国家提供粮食,为生产队提供积累,这不但不能叫单干,也不是单纯的包产到户,而是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管理形式。”听说还有一位老同志,在县里一次三干会上说:“从井冈山到现在,就是为的合作化,你们把共产党的田分了,这是方向、路线问题!”会后一个反对责任到户的公社书记去吓唬另一个赞成到户的公社书记说:“你听见了没有?分共产党的田,你好大胆!不要党纪国法啦?(你脑袋)是钢家伙你就去干!”由于把责任到户问题,说得这样严重,一位分管农业的县委书记和我们谈话时说:“包产到户如能搞几年,不但农业可以大翻身,就是我们这些荒山,也可以经绿化了。我过去搞责任田,被斗怕了。现在没有文件,不敢冒这个风险。我今年五十岁了,只想弄个40分保本(农村打扑克,有一种打法叫做“四十分下台”——编者注),不抠底就算了。”责任到户受到这样大压力,对生产影响很大。想到户的队,硬压着不准到户,社员消极等待;已到户的队,因为怕收,心里不定,也影响生产。万里书记10月中旬在听取六安、巢糊、滁县地委工作汇报时的插话记录,在肥西透露之后,大家认为万里同志在农业问题上这些意见是符合实际情况和经济规律的。11月1日,在肥西县委召开的区委书记会上,有人要求县委在会上传达。但有一个区委副书记,竟在这个会上,公开指责(万里书记)这个插话是错误的,因此(万里书记)这个插话记录,在肥西县还没有公开传播(达)。11月8日,我在山南区时,遇见官亭区巨新公社英雄大队书记陈本山,跑了几十里路,来向汤茂林书记打听消息,问万(里)书记的讲话是真是假?当汤书记说是有这个讲话时,陈本山同志非常激动。他告诉我说:“现在放心了,我们大队去年包产到户,今年有70%社员经济收入翻了番。只要再干两年,农民都要富起来了。”他接着又说:“不过有个问题,这样下去,相比之下,干部和工人待遇增加太慢了。”他略停一下又说:“但是党中央会考虑到的,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一个大队干部能有这样见识、胸襟,使我深为敬佩。他走后,我问汤书记,才知道他土改时就当过村长,原是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他的大队过去也是学大寨最积极的,一直是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由于生产一直搞不好,去秋他大胆地一下把田地都包到户,今年果然弄个大翻身。他是坚决拥护万里同志的意见的。

  五、干部的愿望

  我们所到7个县,绝大多数县、区、社、队干部,都迫切希望中央和省委对责任到户问题,早日做个决定。他们认为,如果再继续宣传“生产队自主权”、“民主种田”,要求责任到户的社员会越来越多,是无法禁止的。过去受批判“责任田”的影响,以为一旦责任到户,就后患无穷。所以,常常把责任到户说得非常可怕。经过一年实践,凡是责任到户的社、队,除了为国家多贡献了农产品,集体和社员都增加了收入外,并未出什么纰漏。因此,肥西县的一位干部提出,希望下次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时,能在“第三十六条”计酬形式的三个“可以”之后,加上“也可以责任到户”7个字!只要这样,不要国家增加任何投资,每一个字都可以为国家和农业社从自然界里争来许多万吨农产品。并且说,如果上面不准搞,群众又坚持要求搞,“我们夹在中间,工作没法做。”

  六、几个具本问题

  是不是瓦解了集体经济?

  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经济,指的是按计划发展生产,为国家提供农产品,为集体提供积累,为社员增加收入。六安地区7个县提供的资料证明,凡是责任到户搞了一年的社、队,都达到了这个要求,是壮大了集体经济,不是瓦解了集体经济。霍山县有个古佛堂公社高佛庵生产队,只有55口人,水旱田地42.5亩,穷得没有人愿当干部。公社替它从外队请过两任队长,也没有搞好。这个队田种荒了,山砍光了,人心散了,大家认为它已没有法救了。去年全队一共只收1.8万斤粮。今年责任到户,一下就上升到33617斤,比去年增87%,除交售部分,还提取积累320元,社员口粮,也由去年人均216斤增加到557斤。现在这个队虽然不是集体上工了,但却有人当队长了,集体经济是发展和巩固了。

  是否架空了生产队?

  责任到户的队,社员使用的土地,是与生产队签订合同承包的,耕牛、农具是生产队统一交给社员使用的,社员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统一计划生产、上交各种农产品、提取各项积累的,水利也是由生产队统一安排的。生产队长并不是无事可干,更没有架空。过去生产队干部可以不干活或少干活拿大工分,可以随意开支、挥霍,甚至有个别人侵吞公共积累,还可以命令社员什么时候上工,什么时候下工,动不动就扣人工分,用强迫手段种田。现在这些事行不通了,架空的是这些东西,实在都是好事。过去有的地方社员编了个歌谣:“队长用钱一句话,会计用钱一笔划,社员用钱求菩萨。”干、群关系不好。现在生产队干部与社员一样干活,干、群关系融洽,生产队这一级组织在社员中威信也提高了。

  能否对国家增加贡献?

  肥西县责任到户的区、社、队,从干部到社员,异口同声说:只要到户搞三年,各种农产品都要翻一番。而多收的农产品,绝大部分都要卖给国家。今年6月,我在乡下就听农民讲过:“只要让我们责任到户,就不愁粮食,哪要漂洋过海,到外国去买。”根据我这次调查,凡是粮食增产30%的地方,卖给国家的粮就要增加一倍。如果农产品能增产50%,卖给国家的数量就要加几倍。农民对党是拥护、信任的,他们并不想把农产品收藏起来,不交给国家。

  积累问题:

  根据各县的介绍,20多年来,生产队的积累,账面上年年有,实际是不存在的。只有极个别的学大寨“样板”队,才有公积金、储备粮。这次在肥西县山南、官亭两区,看到他们正在筹划把各个队的公积金存到信用社,把储备粮存到国家仓库,并且还发给社员每户一个存折,不准生产队随意动用。这个办法很受社员欢迎,都说从此真能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积攒基金了。

  “五保四属”问题:

  我在山南(公社)特意到敬老院去看望一次,又开了两次“五保四属”的座谈会。大家反映,包产到户,送给五保户的粮,比过去在生产队慢了一些,但并未影响他们的生活。原因是大家都还有粮吃,社员又正忙着秋种,而且有些队分配还未搞。山南公社对五保户照顾标准是:一个人由生产队给600斤粮,60元钱;国家发救济款时,还可以分到。关于四属,一般责任到户收入都增加了。有个别烈、军属,劳力弱,地分多了,有困难。公社正在研究订一制度,统一补助和照顾的标准。烈、军属反映,他们都愿意包产到户。有的军属劳动力强的,今年收入,比过去分的东西,大大增加,非常高兴。至于工、干属,过去每年每户都要向生产队交透支款100元以上。人口多的,要交300多元。据反映,今年的农产品收入,都比去年多50%,甚至一倍,而给生产队的透支款,不要交了。农忙时,请人帮忙与买肥料的钱,比交给生产队的钱要节省一半。我问了许多干、工属,他们都积极赞成责任到户。也有极个别人不想分到户的,原因是怕烦神,或者没有干活的习惯,怕出力。

  牛与农具问题:

  今年春季,土地分到户,干部又不敢帮助制订制度,确实有“累死牛”的。山南公社830头力牛中,就死了5头。公社发现后,及时作了处理,有两头是属于新陈代谢的,对3头累死的牛,由几家用户共同赔偿,并向全社广播。从那以后,就没有再死过牛了。现在已经有制度:生产队把牛与农具折出价,交社员使用,一头牛的用户,很自然的成了耕作组。耕作组每年向生产队交折旧费。例如一头牛折价500元,规定每年交100元折旧费,五年之后,牛就是耕作组几户社员自己的了。如才用到三年就死了,耕作组就要赔款200元,农具也是按此原则类推。

  用水问题:

  今年春季,也确实有因用水打架的。但现在都已有了制度:大的提水站和灌溉渠是社、队管理的。一口塘或一个涵口,灌溉哪些土地,事先由生产队定下来,由用水户公推一个人,管理蓄水、用水,大家凑钱给他作为报酬,搞的井井有条,没有人再为这些事闹什么纠纷。我问了几个公社,都说现在吵嘴打架的,要比在一起干活时,少一大半。原因是过去常为评分、扣工分、家畜、家禽下田争吵;还有在一块干活,造是非时候多,也是吵嘴打架的原因。现在各干各的矛盾少了。我在肥西时,正值秋种紧张季节,看到社员三三两两晚上要干到10点,早晨4点赶月亮头,又下地了。哪里有空吵架?肥西芮店公社干部对责任到户概括了几句话道:“工效高,质量好,社员之间少争吵。如果再干三、五年,城里姑娘要往乡下跑。”

  工、副业问题:

  现在还有人说,包产到户能增产粮食,但社、队工、副业搞不起来了。我了解几个公社,凡是摆样子供人参观的工、副业摊子,确实都搞垮了。因为社员不愿意再拿钱出来做这些赔本生意。凡是能增加积累的,今年都比往年搞的更好。官亭公社社办的工、副业,去年产值是80万元,今年要增加到120万元。高庄大队有5台轧米、饲料机,办了两个加工厂,共用5个人。过去每年收入只够修机子花费,5个人一年825元工资,还要大队摊到生产队里出。今年把产值包给这5个人,超奖减赔,结果还上交大队纯收入3100元,由亏转盈了。

  致富之道问题:

  农村如何才能富裕起来?这是我向基层干部与群众请教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家认为:将来彻底改变农村面貌,当然要靠机械化、现代化。按目前的条件,尤其是低产和多种经营上不去的地区,大家以为只有把土地责任到户,让田地多收些农产品,让绑在一起的劳动力腾出一部分,搞工、副业才有希望。

  已经搞了一年责任到户的山南区区委汤书记说:“要把农村搞富,光靠粮食富不起来,靠提价也不行。重要的是要搞多种经营,以定额管理、按件记工的方法,使工、商业与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才行。”汤对山南区作了个估计:“如责任到户能搞几年,粮食产量可由多年徘徊在一亿斤以内增加到两亿斤。但更重要的是在粮食翻番的同时,能抽出30%的劳力搞多种经营,这样就能很快富起来了。”

  七、分配问题

  以上几个具体问题,在不准责任到户的地方,把它说成“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在肥西的山南、官亭两区,已经无人谈论。因为实际上已经都经过社员讨论,有了解决的办法。在责任到户比较多的肥西县,现在倒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方法进行分配(的问题)?这件事,目前在肥西议论纷纷,从县、区、社、队干部直至责任到户的社员,都赞成“大包干”式的分配方法,就是每一户社员,按承包合同,向生产队拿出“七大缴”(一、征购、超产、储备粮;二、油料;三、棉花;四、肥猪;五、公积金;六、公益金;七、生产队提留),其余都分给社员。这种办法简单易行,分配时,生产队只要一份表,每个社员家里,不要搞“一年早知道”,他也能知道自己一年能收入多少东西。据说这种办法上级不同意。说这样搞怕人家说“象单干”,面子上不好看。要按定产量、定工分、定生产成本、定口粮标准等一户一户、一项一项算好收入,及应得的工分、口粮等等,然后再放到一起分配。这样一来,每个生产队要填四、五张表,每户社员也要填几张表,算来算去,其结果与大包干分配,没有多大差别,费时伤财,就是为了追求在一起分配这个形式。大家反映:这样搞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但目前肥西县正准备调3000名大队以上干部来干这件事。金牛公社有个副书记向我说:“我在农村干了这些年,给这样一算都算糊涂了。实际上对每户的收入、支出,以及他们对国家、集体的贡献,在责任到户时,已经考虑过了,在分配上何必又搞这个形式?”

  八、几点意见

  我与江城、玛金同志三个人这次六安之行,都长了不少见识。虽然中途玛金同志赴京开会,江城同志因事返肥。但我们一起走过了大部分行程,一致以为:

  在严重的自然灾害袭击下,安徽这两年农业还能稳定地向前发展,集市贸易繁荣,人民生活改善,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7个县的同志们,在主观上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想把农业生产责任制搞好。但从整个农村经济的实力以及少数干部的思想倾向来看,又使我们产生一个“大病初愈,余热未清”的感觉。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我们认为:

  一、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在农村中还要深入地、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以扫除极“左”路线在某些同志头脑中遗留的严重影响。只有这样,干部思想才能彻底解放,才能从实际出发,改革农业管理体制,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现在不从经济实效出发,还在抽象地谈论方向、路线,从概念出发,等着上级指示办事的人,仍不乏其人,对生产发展影响很大。

  二、省委关于农业经济政策的《六项规定》,对落实生产队自主权以及按劳分配

  原则,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是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有一些地方,至今还认识不足,对社员的正当要求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仍然采取硬压的办法,甚至造成大量减产也在所不惜。我们希望在贯彻三中、四中全会农业文件的同时,要强调一下上述两项原则,对那些违背生产队自主权、违背按劳分配原则,造成损失的人,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负经济责任。

  三、对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应一样对待。我省今年夏粮增产百分之二、三十的社、队,都受到表扬、鼓励;但是责任到户的地方,有的区、社、队增长两、三倍,却没有人敢表扬。肥西县山南区,是六安地区今年农业增产最突出的尖子,应当说,山南区委是对农业发展速度的严重性、紧迫性,理解得比较深刻的一级组织,但受不到应有的鼓励。区委书记汤茂林每次到县里开会,总是不敢吭声,低着头听人家冷嘲热讽,这是很不正常的。请省委调查这个问题,予有功者以应得的奖励,以促进农业生产加速前进。

  我没有搞过农业,知识也极有限。为了对四个现代化尽匹夫之责,谒诚上报。因是走马观花,错误和不当之处,更加难免。请批评指示。

  郭崇毅

  1979年11月26日

  这份洋洋万言的郭崇毅第三次上书党中央的调查报告,翔实地记述、反映了在肥西实行责任到户的影响下,邻近县、社的反应和动态。这份《关于六安地区七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郭崇毅于1979年11月26日写成之后,直寄党中央。

  1979年12月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汇编农村改革专辑上,特加按语,全文刊发,发行全国,影响甚广。

  郭崇毅为要求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五个月三次上书党中央,直接为中央领导决策提供了一份依据。其胆、其识、其功绩,载入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史册!

  责任到户 势在必行

  ——郭崇毅给中共安徽省委的一封信

  1979年11月26日,郭崇毅在给中共中央寄出《关于六安地区七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后,又将调查中看到的听到的农民对包产到户的心声和热情,于1979年12月15日,给中共安徽省委也写了一封诚挚恳切的书信,题曰:《责任到户,势在必行》。郭崇毅作为省政协委员、省人民政府参事,可说是尽心尽责,一片真诚。全文如下:

  中共安徽省委:

  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我6月、8月写的两次报告已上达省委。11月又写了一报告,请省政协转呈省委,不知已收到否?现将对当前农业生产责任制亟需解决的几个问题,报告如次。请转万里书记或分管农业的同志。

  一、 责任到户 势在必行

  我国农业自50年代后期,发展不快,甚至遭受严重挫折,其根本原因,就是搞平均主义,违反了社会主义阶段应该“按劳分配”这个科学的法则所造成。近来许多地方,干部和群众用多种形式公开或变相搞责任到户,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近,我随江城、玛金同志到六安地区7个县了解农业生产情况,发现凡是实行责任到户这种管理方法的县、区、社、队,都大幅度增产。哪里压制得厉害,哪里就严重地减产。因此,要求责任到户的呼声,风起云涌,日甚一日。根据党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25项政策的第一项:公社所有基本核算单位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的决定。这样下去,徒然造成重大的损失,而终归还是压制不了的。现在,要求在农业文件的“计酬形式”中,于三个“可以”之后,加上“也可以责任到户”,已是广大农村社员和基层干部的迫切愿望。从我们这次从六安(地区)看到的情况,以及听到其他地区的一些反映,除地广人稀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地方外,责任到户,势在必行。请求省委将上述情况和干群的要求,上报中央,以资参考。

  二、理论方面,需要探讨

  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到户的性质,根据群众的实践经验,大家认为:责任到户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破坏集体经济,而是巩固了集体经济;不是妨害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而是发扬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有关这一方面的理论,斯大林在30年代初期,纠正苏联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左”倾机会主义危害时,曾严厉指出强迫推行农业生产“公共化”,以及在“分配”与“日常生活”问题上实行“公共化”,都是违反马列主义原则,歪曲党的路线的。斯大林同志认为:把歪曲党的路线的行为纠正过来,不是退却,而是巩固与完善农业集体化的措施。毛主席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的特点,一是阶级性;二是实践性。既然责任到户可以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有利于人民政权的建设,它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引下进行的。那些用种种借口和手段,宣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人,即使断章取义地引用马列主义著作,一千句一万句,到头来,也还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

  现在农民要求责任到户,并不是要求土地私有制,也不是要求解散“生产公共化”,而是要求改变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改变把大家“绑在一起混时间”的劳动组合。这正是回到党的正确路线,巩固与完善集体化的措施。至于这样做会不会妨碍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妨碍建立现代化的大农业?斯大林在《给集体农庄工作同志们的答复》一文中,曾说:“现在工作人员应当专心于乡村集体农庄组织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工作。当这个工作获得应有成绩时,‘巨型农场’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的。”现在有些县、区的负责同志,正是在上述问题上顾虑重重。请省委考虑,能否通知各地就这些问题,作一次认真的探讨,以解除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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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项管理制度必须抓紧建立

  已经责任到户干了一年的地方,事实证明,除获得大幅度增产外,并未造成任何破坏和混乱。但在部分社、队开始搞责任到户时,因是群众自发行动,干部又怕冒“帮助群众搞单干”之嫌,不敢与群众商订制度。因此,确有个别“累死牛”、“打破头”的现象(在生产队集体干活时,也有死牛与打架吵嘴的事)。但绝大多数社、队责任到户后,把耕牛喂养得更好,社员之间的纠纷亦大大减少。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区别?关键在于干部是不是放弃了领导。现在我省有不少地方,对社员要求责任到户,开始时用批判“单干风”时那些罪名,来吓唬群众;吓唬无效,就强力压制;压制不了时,就放任不管。这样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许多群众反映:即使庄稼已经种到田里,再分开来责任到户,也会大大增加产量。请省委考虑,可否通知各地,按照中央文件生产队“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安徽)省委关于农业的《六项规定》强调的生产队自主权与按劳分配原则,对群众要求责任到户,在“不提倡”的同时,也不要强行压制。对已经到户的,要帮助制订有关制度。要向群众讲明:不要因为怕收田不安心生产,不要过多使用速效肥,破坏了土壤结构,要培养地力作连续增产的打算。

  最近,我又到肥西去了一趟,山南区委,在总结责任到户一年的经验时,就如何进一步巩固与发展集体经济,如何解决劳力、水利、牛力、大农具调配,如何照顾五保、四属与缺劳力户,如何增加对国家贡献、公共积累,如何迅速提高社员生活,以及如何发展多种经营等等,归纳为10个问题,正在制订并完善这些制度,是值得各地借鉴的。不知可否在内部文件中,介绍这些经验。

  郭崇毅

  1979年12月15日

  之后,新华社安徽分社根据郭崇毅自1979年7至11月五个月内,三次上书党中央的报告摘编成文,以《安徽省政协委员郭崇毅对包产到户的看法》为题,刊载于1980年4月19日《新华通讯社文稿》第995期。

  郭崇毅的这份《关于六安地区七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为什么能引起中央和中央专门研究农业经济的权威部门和专家精英们如此重视、如此关注呢?原因十分清楚,郭崇毅的这份报告,反映了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大量真实的情况,不仅对“农村包产到户势在必行”这个观点,具有极大的说服力,而且为中央对农村改革实行包产到户的决策,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依据。同时,在报告中,郭崇毅还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农村改革大辩论中的一些趣闻趣事。这里特略叙一二,以飨读者。

  椿树公社的故事

  那是郭崇毅和江城、玛金三老开始到六安地委时,郭崇毅为了了解与肥西县山南区相毗邻的六安县椿树公社的情况,特意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约六安地区农业局局长何少桓同志同行,专程来到了椿树公社。接待我们的是公社一把手余书记。

  这位椿树公社的余书记,是一位十分忠厚朴实,且又性格异常刚强的人。与我们见面后,在交谈中,当话题一提到当前农村出现包产到户的情况时,这位人民公社的余书记,顿时就情不自禁忧心忡忡地发出了慨叹。他说:

  “唉!你们在省城还不知道吧?现在农村又有人在搞包产到户啦!哎…………哎,什么包产到户呀,明明就是搞单干嘛!你们是从上面来的,没有见到在农村这股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发展起来啧啧…………有多厉害哟!而…………而我们的许多同志,一遇到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一到这样事关路线的关键时刻,就不讲原则,就挺不住,硬是不警惕啊!…………”

  余书记一席话,有理有据,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弄得江、玛二位啼笑皆非,无言以对,默默地看着同行的农村包产到户的积极推行者——郭崇毅。郭崇毅干脆来了个顺水推舟、顺藤摸瓜,把话头转了个弯子说:

  “余书记,依你看,他们搞包产到户到底搞得怎么样呀?”

  郭崇毅的话一出口,余书记心中的怒火就一下窜了上来。愤然答道:“他们收多收少,我也没有到现场去给他们过秤过磅。他们整天说他们包产到户大增产了,翻几翻啰,吹得天花乱坠!但是,我不管他们收多收少,有一条我是坚定不移、决不退让的。”他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地说:“那就是,我们共产党总不能带着农民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吧?总不能让解放后翻了身的农民,再去吃二遍苦,受二荐罪吧?这是我们作为共产党员最起码的一条底线呀!你们说对不对?”

  江、玛二老闻听此言,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位经过长期“社会主义教育”出来的 “左”得可爱的人民公社书记,无言以对。郭崇毅冷冷地望着这位让“左”迷了心窍的人民公社领导,并不示弱,紧追问了一句:

  “余书记啊,看来你们椿树公社,有你当家,该不会受到多少影响吧?”

  哪知郭崇毅这一句话,恰巧戳到了这位公社余书记心里的痛处。顿时,一脸哭腔诉起苦来,说:“唉哟,这么大的风,掀起了这么大的浪,我们椿树公社与肥西县山南区山水相连,田地相接,能躲得掉吗?能不受影响吗?影响大得很呀!…………不过,原则问题上,我决不退让,决不示弱。他们山南区搞了一年包产到户,我就反击了一年,毫不含糊。”

  “效果怎么样呢?”郭崇毅的兴趣也上来了。

  “可是,上个月,就在上个月啊。我们椿树公社沿肥西边界的三个大队,不请示,不报告,不经我的许可,他们就私自拉绳子,分田分地到户了。你们看看,真正无法无天呀!把我气得要吐血!…………”

  “那你怎么不管管呢?”郭崇毅紧盯不放。

  “管了。怎么不管?我一听到他们在拉绳子分地了,中午饭都没来及吃,饭碗一推,立马赶了过去,把绳子拽掉了,一顿火发了,把他们轰散了。真正无法无天,把我活活给气伤了…………”

  郭崇毅为探究竟,紧接着问道:“余书记啊,靠你一个人这么撵着轰,也不是办法呀。这么大的事,你没有向上面反映反映?”

  郭崇毅这一问,又把这位余书记问蔫了半截。他有气无力地又义愤难平地答道:“唉!别提了。我连夜把这严重事态向上级作了汇报。区里、县里都报告了!”

  “上面怎么说?”郭崇毅紧追不舍。

  “别提上面了,问题反映上去,上面电话里支支吾吾,又不出面给我们撑腰。你们瞧瞧,这叫什么事!…………”

  这时陪同郭崇毅三人一道来的六安地区农业局局长何少桓同志,内心也许认为自己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插话说:“这事…………这事呀,叫基层干部也为难,不好办哪!”

  何局长一句话,蓦地又激起了那位余书记的战斗激情。他用一只手有力地在半空中划了半个圈子,说:“现在,我们六安县有的公社也动起来了。我们椿树公社也已经受到了月牙形的包围,形势愈来愈严峻。不过我不怕。当年我在朝鲜战场上甘岭,面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的飞机大炮,我们都把他们打败了。现在搞包产到户的人再多,我也要坚守社会主义这块阵地!”

  呵呵,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啊!

  说到抗美援朝,1951年,郭崇毅作为我国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唯一的安徽代表,曾到过朝鲜战场,对英雄的“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们,从内心万分崇敬。可是此时此刻,无法深谈啊。幸而他们五个人围坐在椿树公社木器厂的小桌子上吃饭时,郭崇毅闪眼见公社余书记床头边放着一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小册子。总算找到了话题,打破了一时的尴尬。缓缓地问道:

  “余书记看过这本书啦?”

  “看了两遍。讲的凡事都要实事求是。”

  郭崇毅觉得这时有话可说了。说:“余书记呀,你守上甘岭的精神,我十分敬佩。不过今天的情况好像不大一样啊。我看搞包产到户的农户,再有一季丰收,就要盖新瓦房、建仓库了。你们椿树公社如果产量再上不去,你如何向农民交待呢?”

  “嗯,这确实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究竟怎么回事呢?搞集体化生产,‘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多么明显,可我们干部跑断腿,磨破嘴,粮食产量高低就是上不去!这些日子来,我心里也一直感到纳闷…………”

  郭崇毅的问话,似乎触动了这位从敌人炮火里闯过来的余书记,但他的一脸严肃,似乎仍不肯动摇他对以往“大呼隆”集体生产的虔诚信念。在离别的路上,郭崇毅蓦地想起了一次参观菊花展吟咏的一首小诗,这时竟浮上心来,意境依然,不禁淡然一笑。默默地吟诵了起来。诗曰:

  霜天风急雁鸣哀,

  姹紫嫣红次第开。

  莫信黄花真傲骨,

  荣枯青帝早安排。

  一别半载。1980年夏收时节,心系农村改革的郭崇毅,再次来到山南区,听说相邻的六安县椿树公社不但早已分田到户,而且是包干到户了。这正是郭崇毅一再提倡的“责任到户”的主张呀。郭崇毅喜出望外,当夜就驱车赶到椿树公社。正巧,接待他的正是这位公社余书记,二人见面,小别重逢,激动不已,欣喜万分。郭崇毅紧紧握住余书记的手说:

  “余书记,椿树公社变样啦!”

  余书记尴尬地朝郭崇毅笑了笑说:“您上次走了以后不久,我们公社就有几个大队书记,自称‘猫派’(即‘不管黑猫白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理论的戏称),他们瞒着公社,擅自把土地给分到了户。再看看友邻公社,他们搞得更凶。我见情况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要干就干脆一步到堂:包干到户。先把粮食产量拿下来,让农民富起来再说。”

  “哦,老余你干得好啊!”

  郭崇毅一下抱住了勇敢善战的余书记。

  “五尺布大手巾”的来历

  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大潮,以波澜壮阔之势,迅速在江淮大地上推开了。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竭力推行农村改革,使农业增产,让农民多收,自然是莫大的光荣。一时间,社会上对安徽农业改革孰先孰后?谁是领头?叫啥名称?…………议论纷纷,沸沸扬扬。对于这一类世俗虚名,郭崇毅心里看得很淡,也看得很透。他说,其实就在安徽肥西率先大面积包产到户后,后来又吸收了安徽凤阳县大包干到组的“包干”二字,形成“包干到户”的名称,才完善和促进了农业责任制的兴起。至于“家庭联产承包”等等派生出来的许多新名词,讲究实际的农民是不大看重的。

  讲到农村改革谁先谁后的事,趣事中还有更有趣的故事哩。

  1980年春,椿树公社已由反对包产到户“一步到堂”,搞起了“包干到户”。真有点儿后来居上的势头。可是,当初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肥西县山南区呢,却因“树大招风”,又担心“枪打出头鸟”,经受了太大的压力。到了大家都干起来的时候,他们反而有了点后怕,宣布说:“只准包产到户,不准包干到户。”还讲出了一套自圆其说的“理由”。说什么:“包产到户必须统一分配,否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山南人在农村改革中,把头居然又往回缩了起来。他们转过身竟然反对起椿树公社搞包干到户的做法来了。他们这么说,这么做,无非是想标榜自己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不光是嘴巴上说说,而是有板有眼、正儿八经地行动了起来。

  就是这个当初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肥西县山南区,把全区几百个生产队会计全部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学习怎么搞“统一分配”的方案。而且把这个方案的条文规则,弄得细得不能再细。并且把这个“统一分配方案”的条款,全文抄出来足足有好几尺长,各社各队张榜公布。可见他们真正是下了一番不小的工夫哩!

  有一位公社书记对郭崇毅发牢骚说:“照这样的分配法,我干了几十年公社书记了,这个好几尺长密密麻麻的“统一分配方案”的条款细则,我横过来,竖过去,怎么也看不懂这个分配方案到底是弄出个什么名堂?哟!啧啧…………“说着把脑袋摇成了个拨浪鼓。

  有的农民干脆指着贴在墙上的分配方案,气愤地对郭崇毅说:“郭老,您瞧瞧,您瞧瞧!这样的分配方案,贴在墙上,就像我们夏天围的大手巾!”

  郭崇毅对山南区创作的《分配方案》,也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番,觉得如此烦琐,确实是个问题。当时,为了帮助肥西解决这个问题,郭崇毅便又挑灯夜战,伏案写了一篇文章,以《故乡探访》为题,发表在1981年11月30日《安徽日报》第二版上。文章把农民讽刺的《分配方案》,以“五尺布大手巾”做了小标题,痛加劝阻。由于郭老的一片真诚,及时指出做法上的弊端,使农村改革健康地发展。这样在众多的批评和反对声中,肥西县山南区发明的“统一分配方案”,就自行废除了;肥西不准“包干到户”的这股“风”,才偃旗息鼓了下来。

  这里特将郭崇毅发表在《安徽日报》上那篇《故乡探访》通讯,全文抄录如下,留作农村改革中一段小插曲的历史纪念。文曰:

  故乡探访

  郭崇毅

  鲤鱼过龙门

  解放30多年,我很少回家乡。1978年秋后,肥西县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因喜庆丰收,竟一连去了九趟。前两年有人说:“包产到户后,农业会一年增,二年减,三年乌龟过门坎——有一跌!”今年正好三年,这一次我与文艺界一位同志一起,就是想去看它“跌”了没有?

  去时正是重阳过后,地里沉甸甸的晚稻,正待收割;有些田块,畦齐沟深,油菜已经播种下去。汽车上,拥挤了许多带扁担、麻袋的人;车外,成群结队的自行车,驮着大一包、小一包的农副产品,向合肥飞驰而去。肥西县委所在地的上派镇,农贸市场上挤得水泄不通,花生和花生仁的成交额,每天都是四、五万斤。我问了一下,花生4角5分一斤,花生仁6角6分一斤,都比国家收购价低五、六分。

  县粮食局忙得不可开交,干部都下去督促粮站加紧收购去了。局长孙宝善见面还是前两年那句老话:愁着粮食油料收购不了、调不出去。全县今年粮食要比包产到户前增长30%,油菜籽增长5.4倍。县长张文题告诉我们:油菜籽统购任务只有360万斤,去年收购了2000多万斤,今年计划收购5000万斤,没想到9月底已入库8300多万斤,还有许多社员抱怨菜油卖不掉。今年到底能收多少油菜籽,谁也说不准。区、社上报县里是9300万斤,县上报9030万斤,实际上是1亿露头。商品率提高如此之快,难怪流通环节发生了严重故障。

  县里正开人民代表会,半夜里还有些熟识的代表来敲门,兴高采烈地叙谈农村中五业兴旺与到处建新房的喜事。这个县1978年社员人均收入是95元,预计今年可达250元。储蓄存款到8月底就有84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8.4%。全国已有20几个省、市来人参观。“乌龟过门坎”之说,再没有人讲了。大家形容农业生产的前景是“鲤鱼过龙门——有一跳!”

  骑虎可以自下

  1979年冬天,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告诉我:他们公社有个向阳生产队,过去是学大寨的标兵,人均产粮2000斤,集体有储备粮13万斤,还有两台小拖拉机。县委曾号召全县生产队“学向阳”。那年(1979年)5月,万里同志来山南。他汇报说:这个队不能包产到户。还说社员也不敢包。万里同志点头说:社员不愿包就不包,要帮助他们把生产搞好。但实际上社员不仅要包,而且敢包。这就弄得他骑虎难下。去年一月,我到向阳生产队,看到社员童庆国、童庆祝与干部面对面争吵,要求包产到户。队长王方山为这急得满头大汗,连说几个“没门”,“没门”!

  今年一到山南,我们就找到已提升为区委副书记的王立恒。他提起往事,脸上浮出笑容,说:“我总算自己骑上老虎,又自己下来了。1979年全县粮食大增产,向阳生产队却减产12万斤。我一看事不好,于去年2月,到向阳队搞了九天,让他们包产到户了。今年向阳队人均生产粮食2800多斤,全队70户可收粮96万斤,加上成倍增长的工、副业收入,全年人均收入达到564元。”

  我抱着不敢相信的心情来到向阳生产队,把正在地里耙田的队长王方山喊了上来,带我们一道去找主张“包”的童氏兄弟,陪同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老朱掌着算盘,先算童庆国家的收入:他家六口人,今年人均收入891元;童庆祝家七口人,人均收入713元。我深为惊异。王方山笑笑说:“你去年在那里开会的童家必家还高哩。他家今年人均收入911元。还有一户寡汉收入1500元。”我欣喜之余,想找童庆国称赞他的远见卓识,没想到他趁我们说话,已溜到山南镇买柴油去了。近来这个队社员自购三台拖拉机,有一台就是他的。为了拉石头盖瓦屋,他没有空像过去那样老盯着我反映情况了。

  路过一户社员家,屋里一囤子存了9000斤稻,已卖的粮食和未收的晚稻还在外。屋檐下挂的十几只咸鸭和大鹅,也引人注目。最发人深省的是墙根边整整齐齐摆着的七双一色新的深筒胶靴,从老奶奶到小孙子一人一双。同行的一位干部说:“到现在,我还和老伴伙穿一双胶鞋,赶不上他家了。”从这件事,我深为搞工业的同志担忧:农民现在只有少数人想买自行车、缝纫机,多数人正忙着盖房子,你们就忙不过来了。过三、五年,农村房子盖好了,几亿双手伸出来向你们买各式各样的东西,你们怎么办?

  闪光的语言

  也是前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在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屋里,看见一位约有五十多岁的农民在探问:“是不是省里万里书记说包产到户可以试验?”汤说:“是的。”这位于农民接着感叹地说:“这一来,我们农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请教他这句话的含意。他说:“我们大队包产到户不到一年,百分之七十的农户收入翻了一番。再试验几年,家家都要翻几番。”他说到这里,把我上下打量一番,说:“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你们城里的干部、工人,什么时候才能翻一番?”说罢,踏着晨霜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像战争年代的交通员,而他那说话的口气和胸襟,又像关注社会主义全局的人。老汤对我说:他是官亭区英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本山。英雄大队当年是学大寨的标兵,陈本山是省、县人民代表,想搞包产到户,又怕上面不允许,所以起早赶来,探听消息的。时间过去了两年,听家乡来人说,英雄大队连年增收,上千亩树林也管理得好。陈本山讲的话,一直在我脑海里闪闪发光。这次正巧他来县里开会,我们作了一次深夜长谈。我祝贺他工作又取得新成绩,但他和善的面孔上,却呈现出新的忧虑。他说:“现在肥西很少有人再担心不准包产到户了。可是生活开始富裕之后,又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如搞迷信活动、赌博的多了。这都是我们干部不负责任,或不知道怎样领导社员更好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造成的。现在有的干部把一年补贴二、三百块钱,看不在眼里,工作不那么积极、负责。”我说:“难道连你这位老支书也不负责任了吗?”他谦和地说:“也差劲了,老了。”

  我领会陈本山“农民的问题解决了”这句话的意思,并非说包产到户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说农业生产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以后,要引导农民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五尺布大手巾”

  我们家乡,过去农民每年都要有一条大手巾,是五尺长的粗布做的,干活时披在光脊梁背上,一则遮日;一则揩汗。现在粗布手巾都不要了。而农民却把这用来形容统一分配的那几张大表(格),说这些大表是“五尺布大手巾”,以表示其可以取消。

  我省今年上半年“双包”到户的生产队已占84.64%,其中70%是包干到户。大家认为包产到户的合同,兼顾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就是统一分配。肥西县搞包产到户较早,怕背“带头单干”的名声,坚持搞包产到户式的统一分配,产生了不少矛盾,社员很有意见。山南区委一位副书记向我说:你看我墙上贴的这张分配大表,是我们春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两个月的时间搞出来的,猛一看,全区分配好像很清楚,实际上行不通,还耽误完成征购任务的时间。区委书记石春安说:“山南区今年已有百分之六十的生产队自动搞包干到户,自卖粮,自结算。秋后,我们也打算用小本子做包干合同,一包几年不变。”

  第9页 :

  离开山南的前一天,向阳生产队的王方山与童庆国于夜晚冒雨赶来,向我反映社员的意见,一是要求搞包干到户;一是干部补贴多,不该拿双份。当我告诉他们,上级正在解决这两个问题时,他们高兴地连夜回去了。

  在返回合肥的途中,我深深感到,我的故乡自实行“双包”到户后,农业生产确似鲤鱼跳过了龙门,跃上了一个加速发展阶段。当然,这距农业现代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但它毕竟是向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

  (1981年11月30日)

  呈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

  ——请求中央允许责任到户

  郭崇毅心里明白,要想彻底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就必须彻解决改革农业的政策问题;要想彻底解决改革农业的政策问题,就必须由决定制定中国农业政策的中央领导拍板,才有希望,才有可能,才能办得到。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坚持不懈地向中央反映农民要求包产到户进行农村改革的心声和要求。

  1980年8月16日,郭崇毅以一个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的身份,向德高望重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呈上了一封《请求中央允许责任到户》的书信,并在信中,郑重地表示:“在农业改革问题上,愿立军令状”。表现了他坚定不移的信心和决心,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胆识和勇气,也表现出为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现将郭崇毅《呈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请求中央允许责任到户》的原文抄录于下:

  邓副主席:

  自去年夏收开始,我对安徽18个县的农业生产作了一些调查,农民和基层干部强烈反映:

  一、恳切请求中央将农业文件中“也不要包产到户”一段,改为生产队采取哪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由社员自行讨论决定。让农民真正能从实际出发,发挥优势,进一步摆脱“绑着穷”的困境。

  二、已包产到户一年半的肥西县,农民和干部对带有“分配一拉平”性质的把包产以内产品,搞到一起“统一分配”,不赞成。请求中央允许搞既能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又手续简便的“小包干”式的统一分配。

  三、请求中央允许农民自购或承包手扶拖拉机,先让现在社、队里大量长期“趴窝”的农业机械活动起来。只要再过一、二年,包产到户的地方,农民就有力量自购新机械。这样不但会使农机制造业尽快繁荣起来,而且在竞争中,对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单位,在农机经营管理上,也是个促进。

  以上三个意见,是带有普遍性的。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再三要我向中央反映。有许多社员还明确地说:“请你代我们向邓副主席反映。”

  根据肥西和其他一些地方责任到户后的实践经验,如中央能以明文采纳上述三个意见,农业生产力在短期内,必将有一个极大的发展。不需中央增加任何投资,在同等自然条件下,一个有100万亩耕地的县,一年多收一亿斤粮食和几百万斤油脂,是不成问题的。

  在过去几个报告中,我曾根据干部、群众反映,一再陈述:为了适应当前生产力水平,如我国大部分农业社、队责任到户,一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二不会影响农业机械化;三不会损害社、队企业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四不会妨碍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实行专业化与联合经营;五不会在政治上和经济管理上出任何乱子。在中央一再号召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同时,如果仍然由上面硬压着不准责任到户,反而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混乱与损失。

  我是1947年刘帅和您率师南征时,在皖西军区参加工作的。在农业改革问题上,我愿立军令状:如中央因采纳我所反映的意见,使党的事业受到损失,我愿受应得的惩处,绝不以自己无知或以其他任何借口而推卸罪责。 致

  敬礼!

  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郭崇毅

  1980年8月16日

  呈胡耀邦同志的一封信

  ——请中央允许农民自行决定是否包产到户

  1980年8月16日,郭崇毅在《呈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请求中央允许责任到户》发出的同一天,也发出了《呈胡耀邦同志的一封信——请中央允许农民自行决定是否包产到户》,并附上《农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的报告。我们从郭崇毅这一连串的行动中,可以看到他为农村改革的一颗炽热赤诚的心,令人钦佩,令人感动。

  现将郭崇毅亲笔书写的《呈胡耀邦同志的一封信——请中央允许农民自行决定是否包产到户》和随信附上的《农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的报告,全文抄录如下:

  总书记:

  读了您在民盟中央春节茶会上的讲话,使我这个盟员,惭愧之余,深为感奋!现将我反映农业生产问题的第7个报告,送阅,请裁夺。

  从去年夏开始,我对农业生产责任制作了一些调查,据广大农村社员和基层干部反映:

  一、包产到户是适应当前生产力水平,可以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它既不违背马列主义,也是符合三中全会中央农业文件基本精神的。请中央明确规定:一个地方要不要包产到户,应从实际出发,由当地农民讨论决定。要贯彻生产队自主权,不要由上级做硬性的规定。

  二、包产到户后对社会主义农业会不会产生破坏作用?我在去年8月的第二次报告中,根据群众意见,对“不必要的十大忧虑”曾作过详细的阐述。经过肥西等地一年多的实践证明,群众的意见是对的。包产到户后,除了促进生产之外,并未产生任何破坏作用。只有在上级硬压着不给到户,群众暗地或自发地搞到户的情况下,因失去领导,才造成一些损失。

  目前,在已包产到户地区,干、群急切盼望中央:一、把农业文件中“也不要包产到户”一段,改为“由生产队自行讨论决定”;二、允许实行贯彻按劳分配的“小包干”式的(即包干到户)统一分配,不要搞仍然带有“分配一拉平”性质的统一分配;三、允许社员个人承包或自购农业机械,让社队大量“趴窝”的拖拉机复活。

  去年万里同志支持了一些地方包产到户的试验,安徽的农业生产出现了加快发展的局面;今年1月,赵紫阳同志关于成都养鱼的那一句话发表后,安徽许多年无鱼的塘坝,今年都有鱼了。如果中央现在能继续放宽政策,同意上述三个意见,不但国家在不增加投资、设备和同等的自然条件下,全国一年可能要增产几百亿斤谷物和几亿斤油脂,而且农业机械化定会加快发展。

  我的知识有限,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本来是没有资格发言的,但在您春节茶会讲话的感召下,既有所闻,不敢不报。谬误之处,尚请指示。

  附:《农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一份。

  安徽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 郭崇毅

  1980年8月16日

  【附件】 农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

  (一)

  (1980年)8月上旬,我到肥西农村去了一趟,发现有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包产到户的合法性问题

  肥西县1978年秋,土地包产到户后,1979年夏粮较正常年景增产近一倍半,油菜籽增产50%。1980年夏粮,较去年又有增产,油菜籽更比去年翻了一番,较正常年景要多收两倍。肥西这两年自然灾害频仍,竟获如此空前的大丰收,干部、群众喜出望外。但大家心里又不踏实,原因是肥西县在合肥市附近,既不是“边远山区”,又不是“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按照中央农业文件的具体规定,包产到户是不合法的。因此干部怕犯错误。去年7月,县委就正式下文收过一次。虽然没有收掉,但一年多来,风声鹤唳,时时谣传要收的消息,弄得农民成日惶惶不安。有的把化肥买到家里,还要听听广播,打听打听消息,才敢往地里下。下的也多是速效肥,想急抓一把,下长效肥怕田被收了自己吃亏。例如:官亭区今夏收油菜籽500万斤,可返销具有长效作用的饼肥275万斤。国家规定的销售价格是9元2角100斤,返销给农民只收7元100斤,就这样还卖不掉。基层干部和群众反映:责任到户能使产量成倍增长,事实已经肯定;但它的合法性不解决,对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有极大的妨碍。目前肥西县110多万亩土地中,已有98%到户。全省农业社、队到户的也有1/4。就是省会所在地的合肥郊区,现在亦有62%到户。据郊区区委介绍,这种责任制形式,到秋收后还要继续发展。其他地方也有这种趋势。根据这个情况,为了加快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农业责任到户的合法性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2)统一分配问题

  责任到户后,有两种分配方法:一种是按合同规定,除应交国家的(包括征购粮食、油脂、经济作物和各项派购与还款)、集体的(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储备粮、生产资金、大队各项提留)之外,下余都是社员自得。群众称之为“小包干”(即包干到户);第二种,也是按合同规定,除要向国家、集体交售上述粮款实物外,还要将各户包产以内的粮食、油料、经济作物、稻草等等,收归生产队,然后再按各户应得的口粮、工分、生产成本等等在一起统一分配(即包产到户)。

  去年肥西县实际上是按包干到户分配的,矛盾不大。合肥郊区及附近肥东、长丰、六安等县,今年夏收预分也是按这个方法搞的,矛盾也不大。但肥西县对今年夏收预分坚决要求各社、队按包产到户办法分配。具体做法是:除征购粮外,还规定将超产粮价款交生产队统一分配,不准社员自己结钱。如官亭区今年夏粮规定预征60万斤,统购250万斤,另外超购420万斤,都不准社员自己结钱。以此迫使大家在一起分配。矛盾非常尖锐。有些群众只愿交售应给国家与集体的部分,公开抵制把超购的产品拿到一起分配。他们说:到户后多收一些,是我们拿血汗和生产成本换来的。放到一起分配,我们搞不清账目。一怕吃闷亏;二怕干部从中渔利。干部们也说:我们也是赞成包干分配的。一是它实质上已经体现了按劳分配与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兼顾的原则。办法简便,群众欢迎,捋到一起分配,没有必要;二是搞到一起分配,手续太繁琐,比计划生育工作还要难做。实际是难以行得通的。如逼紧了,又要出现做假账,对上应付,对下还是搞小包干。

  8月3日,我在官亭区委看到小枣树岭生产队一份午季分配试算表。这个队26户,按包产到户办法搞统一分配,与包干到户办法相比,有15户讨巧,4户平衡,7户吃亏。其中陈世荣一户吃亏竟达38元1角之多。另外,我住家的焦婆公社,有个生产队长积欠和挪用公款有1000元。现在还要社员把卖超购粮的钱交给他去“统一分配”。群众对这种统一分配采取抵制态度,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这次在官亭曾听说高庄大队已有5个生产队按包产到户办法,统一分配结束,很感兴趣。但与该大队会计夏明权一谈,实际上还是按“小包干”办法分配的。只是对上不敢说,怕受处分。

  (3)社员自购拖拉机问题

  今年5月,我在滁县地区就听说,有农业社员购买手扶拖拉机。后来,又听说六安地区向省里请示:社员能否购买拖拉机?当时因集中思想调查责任制问题,没有注意。这次到肥西,听说官亭公社高庄大队砻坊生产队陆全荣买了一台、又租了一台手扶拖拉机。父子二人去秋今夏,在阴雨天脱谷二、三十万斤,避免了附近社员稻麦发芽霉烂的损失。我找到陆全荣调查了一下,具体情况是:陆父子二人,会驾驶和修理机械,他看队里一台损坏的手扶拖拉机趴在仓库里一年多不用,很觉可惜。就(向队里)建议:由他承包使用。每年除向队交100元外,并无偿地把全队的脱谷、打水等农活包下来。在生产队同意并签订合同之后,陆花了130多元把机子修好。去秋除为本队脱了几万斤谷子,还为外队脱了7万多斤,得工资300多元。今春生产队见有利可图,把这台机子要回去大家轮流使用,现在又已搞坏。队里把机子收回后,陆因技痒难熬,又用1000元买了姚田生产队久已不用的一台坏机子(配套的一个拖斗,连外皮都没有了)。陆用200多元把它修好,夏收一季脱谷15万斤,加上为粮站运粮,净赚了400多元。据估计,秋收时还可赚毛利千元上下,一年就能将本钱收回。这种把手扶拖拉机由私人承包或购买的方法,其他地方也有,听说效果都很好,只是不敢公开向上报。

  据了解:有不少地方过去拖拉机不务农,跑运输的多,损坏的多,即使有少数务农,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成本高,农民不欢迎。高庄大队共有3台手扶拖拉机和1台20匹马力柴油机,都是常年废置不用。但一经承包或卖给私人,“趴窝”多年的可以立即参加生产,损坏严重的也能重新修复。生产效率高,所收报酬合理,农民欢迎。

  过去销售农业机械,是国家贷款,甚至无偿的补助,才勉强做到产品可以卖掉。自调整改革了经济体制与农业经营管理的方式之后,农业机械卖不掉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有人担心包产到户之后,机械化就不谈了。但实践结果证明,到户后大幅度增产,农民对农用机械更感兴趣了。可以推断,只要准许私人承包和购买,一两年内,农机厂产品不但不会滞销,而且必将供不应求。

  (二)

  干部和群众对解决上述问题的意见:

  (1)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认为:

  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是中央农业文件的基本精神。在许多地区实行责任到户,大量增加农产品,是符合党的基本政策的。请中央明确规定: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方法,可以由社员群众民主讨论,决定采取哪种形式责任制。只要按国家经济计划能增产、增收、增积累、增贡献,就是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好方法。不要由上级规定哪个地方可以包产到户,哪个地方不可以包产到户。这样做,既真正实现了生产队的自主权,又可使群众称之为“绑着穷”的局面,繁荣活跃起来。对加快农业经济全面发展,大有好处。

  (2)干部和社员反映:

  小包干的分配方法,是把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都计算在内的,是充分体现了农业文件上规定的“多劳多得”、“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从实际上讲,它也是统一分配的一种形式。请中央明确规定,在分配方法上,不要由上级硬性规定,允许社、队在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下,自行讨论决定,以贯彻中央农业文件上规定的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的政策。

  (3)许多基层干部反映:

  多年来,对集体农业机械经营管理是个头疼的事情,想尽方法还是难以搞好。社员对农机管理不善,增加他们负担,意见更大。因此,大家都要求中央明确规定,在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之外,也允许社员承包或购买大型农业机械,让个体所有能与集体所有对农业机械经营管理有个竞争,以打破农业机械目前的被动局面,促进农业机械化加快发展。

  (三)

  此外,肥西农民卖粮难的问题,目前非常突出,农民很有意见,粮站干部更是焦急万状。我8月3日在官亭,粮站干部反映:区粮站总库容实际上只能储1700万斤。目前,陈粮加新入库的400万斤小麦,已占1000万斤,而迫在眉睫的是,马上还有1400万斤小麦要入库,早稻、中稻接着又要出售。仓库无处存,调又调不出。在5月份,赵紫阳同志批示“农民卖粮难”的报告以前,合肥的省粮库曾退回官亭区粮站几十车粮食,使粮站损失运费2000多元。赵紫阳同志批示下达之后,省库虽然不再公开退回,但常常让车子在门外排长队,一等二、三十个小时不收,迫使运粮车自动拖回。官亭粮站按调运计划于6月29日运一车花生,7月28日运一车小麦,都被迫拖回。目前粮站找驾驶员运粮,比求菩萨还难。

  所以造成上述情况,与包产到户后农产品成倍增长有关。例如,官亭区过去夏粮最高年产量:麦子最多只有600多万斤,入库不过100万斤。1979年猛增至2100万斤,入库1670万斤,超过15倍。今年收麦2500万斤,预计入库可达2000万斤,增19倍。油菜籽过去每年入库只有30万斤上下,今年由于比过去增产两三倍,7月份已入库220万斤(已送到加工厂的是443万斤)。估计国家能收300万斤以上,超过过去入库量10倍。根据这个经验,凡产量增加一倍以上的,入库量就要增加四、五倍;如果增产两三倍,入库量就会增至十倍以上。在这种骤然变化的情况下,造成各级粮站储运上的困难,以及卖粮难的局面,这是必然的趋势。广大农业社员和粮食部门干部急切盼望中央转请有关部门迅速采取有关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以免伤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980年8月9日)

  郭崇毅反映安徽农民呼吁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报告,不断呈送中央,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于1980年5月31日,在中央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谈话时,第一句话第一个就讲到了“安徽肥西县”。这是肥西农民的光荣。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热情洋溢地说: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引自《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75页)

  邓小平他老人家一贯坚守实事求是的传统。他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农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为全国的指导。”1980年9月,中央发布了第75号文件,“农业责任制”终于写进了中央红头文件,肥西农民包产到户的做法,终于合法化了。肥西县农民和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央反映肥西农民要求农村改革实行包产到户的郭崇毅的历史功绩,永载中国农村改革的史册!

  安徽农民点起的农村改革实行包产到户的星星火种,在神州大地迅速燃起熊熊的燎原烈火!

  按常情,郭崇毅在五个月内,三次上书党中央,反映农民实行农村包产到户的要求,引起了党中央的极大关注和重视,并获得了影响全国的划时代的历史性的伟大转折。这时,他理应为亿万农民庆幸而感到欣慰的了。然而,当笔者访问他谈及此事的时候,他却显得心情十分沉重。他说:

  “我当了四十多年省政协委员、二十多年省政府参事。我理应竭智尽能,襄助政府做好工作;然而,我们安徽是个农业大省,而农业却曾几遭重大挫折,以至到如今,尚有少数农民难以温饱。这对于我这个应当献言献策的‘言官’来讲,深感未能尽职尽责,每当想起这些,深感万分内疚。再说,我向上级所呈的报告,也纯属作为一个政协委员和一个政府参事的应尽之责,份内之事,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沾沾自喜的,更没有什么功劳可言的呀。”

  话题讲到了这份上,郭崇毅心情越发地激动了起来,讲起了几件中国人不该忘记的事件。他说,其实这次肥西农民让一场大旱逼出了这步救命的险棋,引发了这场伟大的变革,也不是肥西人的新发明、新创造,更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什么法宝。实际是中国农民在1959-1961年“公社化”、“大跃进”造成的人们避讳习惯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全国性大饥荒中,暴发了和平年代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在这场触目惊心的严重灾祸中,最早向中央报告灾情是震惊中央的河南“信阳事件”。信阳这个中原地区,当时有人口850万。据当时担任信阳行署专员的张树藩同志回忆,单单信阳,在这三年中,全区非正常死亡的竟达百万人以上。就是说,全区老百姓饿死了八分之一啊!如此严重的灾情,当然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强烈反应。周恩来总理受党中央委托,立即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简称“十二条”)。文件中明确提出允许农民保留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说“紧急”,人命关天,确实紧急!根本来不及等到想好这条新政策再下达。其中,究竟允许实行多长时间?更没能来得及讲清楚这个新政策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是姓“社”,还是姓“资”?只顾着急于放宽政策救命要紧啊。于是,一下子在全国许多省区立即推行了“三自一包”的“责任田”,拯救了死亡线上绝望中的亿万农民。可以这样说,这是让大饥荒活生生逼出来的!可惜这救命的“责任田”,只让饥饿线上的农民缓了一口气,就立即刹车,又挥舞起极“左”的大棒,大批特批“资本主义复辟”,批得人人胆颤心惊,谈虎色变,草木皆兵。一时间,农村立即又回到了“一大二公”的“大呼隆”政治气候之中。但讲究实际的农民,怎么会忘记曾经救过命的“责任田”的甜头呢?这正是肥西农民也是中国农民在十几年后,如此大胆如此迫切地要求农村改革的心理准备和亲历经验。百年大旱,仅是个诱因,农民的愿望,农村的改革,是早晚一定要来到的历史趋势,是势不可挡的。

  郭崇毅话锋一转,颇动感情地说:

  最近,我还看了三份震撼人心的历史材料。一份是,发生在1959年河北省一位不顾个人安危为民请命的高级干部。那年张家口地委书记葛启因对“三面红旗”有怀疑、因抵制而遭撤职后,派河北省副省长胡开明同志前往接替。本来是受命去反右的,去了之后公开宣传包产到组。结果自己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众矢之的。他不屈服,竟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又把要求实行包产到组的材料直接呈送毛主席。结果几天后,毛主席在一次全体会议上说:“河北有个副省长,很开明,但就是‘胡’开明!…………”领袖发话,一言九鼎,胡开明成了一个反面教员,闻名全国。继之而来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直到1977年,万里同志来安徽主政时,向中央指名要这位被贬在河北一个小县里的胡开明同志,第二年就调到安徽来了,担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农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由万里兼任)。听说他在百年未遇的大旱灾之年,安徽省委提出“借地种保命麦”的“六条紧急指示”(简称《安徽六条》)的紧要关头,胡开明同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笔者见到2012年第1期《炎黄春秋》刊载时任胡开明秘书的张育瑄同志撰写的《胡开明在安徽》一文,得到了印证。)笔者后来又见到老作家杨沫的呼喊,特摘录于下,且作郭老心情的佐证。她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开明虽被平反了,但当年整他的一大帮人还在,这位‘活着的彭德怀’的事迹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宣传。”多么发人深思啊!(引2011年7月8日《作家文摘》第11版老鬼著《晚年杨沫为胡开明大呼喊》一文。)

  那天郭老又说,还有两份材料都是1962年发生在我们安徽省的:其一,是中共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同志上书中央,要求放宽政策,允许继续试行责任田的信;不久,又以中共宿县符离集区委全体同志的名义,再次上书党中央,系统地、有条有理地陈述列举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的“十大变化”和“七大理由”,大胆地论证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的方向对头,效果显著,的确是一个行之有效利国利民的好办法;其二,就是安庆地区中共太湖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于1962年直接给毛泽东主席写的信。信中他大胆坦诚地陈述了实行农业合作化、“公社化”以来,农村出现的“荒、逃、饿、病、死”的悲惨景象…………信中苦苦哀求允许农民保留责任田,苦苦哀求中央不要“改正”责任田的做法,以免广大农村继续出现更大的灾荒!…………郭老深沉地说:“要知道,那时正当是庐山会议之后呀,正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高压政治气氛下啊!说这样的话,犯的是坐牢、杀头之罪呀!我对党的高层领导和基层组织中,竟然有这样一些人杰志士,敢于不顾个人安危,如此大胆,甘冒风险,直言死谏,为民请命,如实反映情况,深感万分敬佩,万分敬佩啊!比起他们来,我所做的一点点工作,还有什么可以值得夸耀的呢?”

  郭老一席掏心窝子的话,令我久久不能平静…………

The End

发布于:2022-11-23,除非注明,否则均为恩尚生活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